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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永富（1982―）,男,消防部队昆明消防指挥学校政治法律教研室讲师,硕士
马琦（1978―）,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历史地理学博士
摘 要：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经济史方面的文章,其他方面的价值反倒被掩盖.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地理方面的内容正逐步被发掘,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尝试.笔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货殖列传》,讨论了司马迁的西汉地理分区.对于其中的历史地理知识和资料进行发掘,肯定了《货殖列传》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把司马迁的地理分区与当代学者的分区做比较分析,突出了司马迁在西汉地理分区方面的实践和创造.
关 键 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地理分区；历史地理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史籍中首篇为商人立传的作品,也是第一部专门论述区域经济的专作,前人研究很多.然而该篇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资料.鞠继武认为：《货殖列传》不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具有区域经济地理内容的著作”,“还对西汉时代城市的地理位置,发展因素及重要产业,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城市地理学的萌芽”.新近还有些学者对《货殖列传》中风俗地理、民族地理及商业地理进行研究,这些讨论都充分肯定了《史记货殖列传》的历史地理价值.本文则拟对其地理分区思想及其实践和意义进行初步讨论.
一、司马迁的西汉地理分区思想
区域划分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前提.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库热林在其名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中就对历史地理区划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当代学者鲁西奇更从地理学角度论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的重要性,他还从方法论上论证了区域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的意义.由于地理分区是以区域为基础,是探讨不同区域的人地关系、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前提.所以,地理分区为历史地理学家所重视,而不同时期的学者在他们进行地理分区尝试时,一般都包含了作者地理分区的独到见解和思想.
司马迁在其《货殖列传》中叙述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注意到各地域自然环境不同、物产不同以及人口与耕地比率的不同.在讨论这些因素不同的同时,特别将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人口分布等整合起来,分别考察不同地区的人地关系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这是司马迁地理分区的核心思想.如在《货殖列传》中他说到：“关中自雍开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巴蜀亦沃野”,“齐带山海,膏壤千里”,故而“好稼穑,殖五谷,地重”,“宜桑麻”.这些平原或盆地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业耕种,因而其地人民多从事农业生产.“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穷险”,不利于农业生产,“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濯之畜”,因而“畜牧为天下饶”.“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东北边胡”,因而“燕、代田畜而事蚕”.西北凉州与东北燕代,无中原之沃野,但地广人稀,与少数游牧民族相邻,因而畜牧业发达.中原三河、中山、梁宋、邹鲁之地,“无山川之饶”,虽“好稼穑”,但“地小人众”,因而“多商贾”,因其地处中原,交通四达.江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虽无饥馑,也无千金之家.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渔猎采集和原始的火耕水褥农业.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致使各地域人们从事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不同.司马迁在后面总结说“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形成了他的地理区划格局.
地理分区的思考和实践并非始于司马迁,先秦时代已有尝试.司马迁是在总结先秦地理分区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自己的分区思想的.在先秦《山海经》、《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和《管子地员》等文献中,就曾记载了先秦时期对我国古代地理分区的探索和思考.《禹贡》提出了著名的“九州说”,假托大禹治水成功后依据山川形势,将其统治区分为九个大的区域.撇开该文的写作时代和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划分不论,单就其对当时地理的划分,完全是依据名山大川等标志性地理实体.可以说《禹贡》所反映的地理分区标准是很单一的,仅以当时人们所认识的自然地理角度划分,而且各区域没有确定的边界线.经过春秋战国常时期的纷乱征战,秦汉全国统一,大一统集权的封建统治确立,管理地方行政的郡县制遍及全国.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地理的认识逐步扩大,对全国地理进行分区的条件趋向成熟.所以,司马迁对全国地理的合理分区才成为可能.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当时的中国分为四个大区分别加以叙述,即山西(崤山以西)、山东(崤山以东)、江南(指江淮以南)和龙门碣石北(从渤海湾循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至黄河山陕峡谷南端一线以北)这四大区域.在这四大区之下,司马迁还划分出了许多亚区并做了相应的论述.司马迁的地理分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首先,他同前代一样,依据山川形便进行划分,或以崤山、江淮（实指淮河）等名山大川,作为分区的依据,或以龙门、碣石等地理标识为依据.这反映了司马迁进行地理分区时依据的自然地理要素除了名山大川,还有具体的地点,这在地理划分时能更具体地确定区域.第二,司马迁除了依据自然地理要素外,更增加了许多其他要素,综合多种要素作为分区的依据,是司马迁地理分区的主要创造.
二、《史记货殖列传》所反应的西汉时期各区域的历史地理状况
司马迁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地理分区思想,而且还进行了地理分区实践.他的地理分区有两个阶段,一是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方物产为依据的初步分区,二是建立在对区域地理特点及政治、经济、文化各要素综合考察基础上的西汉地理分区,司马迁重点探讨的是西汉地理分区,即《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各区域的历史地理状况.整体上看,司马迁的地理分区有两个层次,一是把全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大区,这是第一层次.在这四个大区之下,依据某一两个要素,又划分为若干个亚区,这是第二个层次,从而形成二级分区体系.下面将从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方式、交通和商业方面对各区的特点以及各区之间的联系加以叙述.因篇幅所限,以山西区域为例来说明.
司马迁所指的山西(崤山以西)大区以关中平原为中心,包括黄河上游,长江、汉江上游流域及陇山以西的河西之地.本区域以关中为中心,南连巴蜀,西接陇右,基本上处于我国二、阶梯之上,地域广阔,地形多样,既有高山大川,又有平原盆地.因之经济类型多样体现最明显,既有关中和四川等盆地的发达农业,又有陇右河西走廊的畜牧业.整体上看,除陇右地区自然环境较差,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外,巴蜀地区为平原盆地,广袤千里,物产丰饶,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发祥地,农业开发较早,至秦汉时期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关中平原相继成为秦汉统一王朝的国都所在,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司马迁曾说“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本大区的中心在关中平原,即“自、雍以东至河、华”,今陕西省之关中平原.渭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地势平坦,灌溉方便,三代时以为上田,农业开发较早.因而“膏壤沃野千里”,周人自西而东开发,形成了岐、丰、镐等经济发展中心.在长期的政治教化下,关中人民形成“好稼穑,殖五谷,地重”的典型的农耕民族习惯.民风淳朴,“重为邪”.自秦始居雍、栎阳等陇蜀之间要道,商业兴起,不但西贾陇蜀,且“东通三晋”.要之,当时的关中处于河渭平原之中,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开发较早,已成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关中位置适中,连接陇右、巴蜀和三晋,交通便利,自秦以后,工商业兴盛.其地人民在长期教化之下,多以农业种植为业,地产丰饶,民风醇厚.
关中以南之巴蜀地区,即西汉蜀、巴、广汉等郡,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巴蜀地区四周群山环抱,境内河流众多,成都平原广阔,农业经济发达.在未并入秦以前,这里就有高度发达的有别于中原的青铜文明.自秦守李冰修筑都江堰后,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自此成为中国主要农业经济地区之一.成都平原周围群山环绕,各类矿、林产品丰富,手工业品种繁多,为商业繁荣提供了可能.巴蜀特产在番禺以至南亚之印度都能见到.巴蜀为西南之中心,西过滇缅达于印度,南过夜郎,沿江可至番禺,东面顺江而下可到两湖与吴越,北与关中虽有秦巴之隔,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
关中以西之陇右地区,即西汉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郡.此地北控大漠,南倚祁连,其间一连串大小不等的绿洲平原是连接关中与西域,乃至中亚、西欧的交通咽喉.这样的地理环境适合游牧生活,因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少数游牧民族聚居之地,人民多逐水草,从事畜牧业,所以才有“畜牧为天下饶”之说.这里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典范.
山西大区以关中平原为中心,南连巴蜀,西接陇右.巴蜀虽四塞之地,自秦灭巴蜀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政治、经济上把巴蜀与关中紧紧地联系为一个整体,秦国通过移民,在文化上也把巴蜀地区纳入以关中为主体的秦文化圈中.而陇右地近关中,其早期农业开发多以关中人为主,因而“与关中同俗”.交通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往来大多要取道关中,所以与关中联系最为密切.纵观整个山西区域,不但在地理交通上以关中为中心,而且经济流通自成一体,就是在文化上也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点.
三、司马迁地理分区的合理性
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认为历史地理区是具有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某种经济文化特征等特点的区域.他的标准是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劳动分工和发展共性.朱惠荣先生在论述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分区时,考虑了自然条件、经济、民族风俗、文化、行政区划等要素,最后以蜀汉南中七郡的行政区划为西南边疆汉晋时期的地理区划”.比起热库林的标准更全面,把民族分布和行政区划也考虑在内.鲁西奇总结了当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划分区域的四种情况,提出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设定的自然性、历史性和完整性三原则.可见鲁西奇的区域划分理论也是一种自然地理要素与经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分区理论,与司马迁的综合分区有异曲同工之妙.施坚雅也赞同以流域盆地为标准来对中国地理分区,在他的区域体系理论中,强调了大区域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城市与腹地）.虽然他没有把中心城市作为分区的标准,但在他划分的区域中,城市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与司马迁把中心城市作为地理分区的标准之一有相似之处.作为地理分区的标准,自然条件、经济、文化、民族、城市,都是必要的参考要素.然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对西汉地理分区时已经考虑到自然条件、物产、经济、文化风俗、民族和城市等要素.可见,司马迁对西汉的分区,是考虑各种要素的综合地理分区,如果只说它是经济分区,那显然不够全面.
司马迁对西汉综合地理区域的划分,采用了二级分区,即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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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6;的层次.自然条件、物产、经济类型与发展程度、文化风俗、主体民族和中心城市都是司马迁综合地理分区的依据,但是在不同层次上所侧重的依据不同.山西、山东、龙门碣石以北、江南四大区域属于一级分区,即第一个层次.“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从文字上看,此级分区是以各地物产（包括动物产品、林产品、矿产品、海产品）为划分依据的.但仔细分析,自然条件、经济生产方式等要素也包含在内.如山东多鱼,那是沿江或滨海的证明；而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此地全部是畜牧业产品说明当地人们大多从事畜牧业生产.司马迁在四大区域之下,又依据其不同特点细分为若干小区域,或称为亚区,构成二级分区体系.二级区域的划分,司马迁明显地侧重某种特定的要素,不同区域侧重的要素不一,这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侧重于风俗文化要素.如江南大区中三楚的划分,司马迁考虑更多的是因不同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风俗特征,三楚内部的风俗大体一致,但却忽视了地理要素,人为的割裂了自然地理单元,这在前面已有论述.二是侧重于中心城市要素.每个亚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如三河之洛阳、齐之临淄、赵卫之邯郸、梁宋之陶、关中之长安、西楚之江陵、南楚之寿春、杨越之番禺等,这各地是经济、商业贸易的中心,辐射和带动着各个亚区.三是侧重于交通和自然地理条件.如山西大区,关中是平原,巴蜀是盆地,河西是走廊,巴蜀与陇右要到山东,都要经过关中,就是两者互往大多也要路过关中.关于司马迁划分亚区的数目,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当然,并非每个亚区都有明确的界限.区域是历史的范畴,其界限不是始终不变的.所谓区域只是其内部具有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某种经济文化特征而已.司马迁没有以西汉行政区划作为地理分区的依据.因为“汉郡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再则.从汉武帝开始,汉朝便开始大力实施削藩推恩政策,“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因此,司马迁针对西汉的实际,转而采用多项要素的标准重新进行综合的地理分区.这与司马迁的地理思想和经历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写《史记》的主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即注重自然界和人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注意社会现象的继承与变迁.所以确定分区标准时,既要注意自然环境的差异（自然地理条件）,又要考虑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经济与城市）；既不能忽视历史的继承性（文化）,又必须把人的因素包括在内（经济的、文化的和风俗的）.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是区域划分的理想标准,这与司马迁的地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从司马迁的经历看,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峰；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还“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足迹遍及西汉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实地考察的经历,使司马迁对各地的差别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做出如此全面的地理分区也是有可能的.（作者单位：1.消防部队昆明消防指挥学校；2.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