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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到7月,温暖的日子里法国却经历着最冷酷的现实.纳粹德国以闪击战迅速地击溃了号称世界头号陆军强国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威廉•,夏伊勒跟随德国军队随军采访,在6月17日来到了他曾经以记者身份驻过数年、对其有着美好回忆的巴黎,亲眼见证了法国的溃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的困惑:“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正在看到的是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究竟是为什么,德国如此迅速地从一战废墟中崛起,又是为什么,法国如此迅速地灰飞烟灭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于夏伊勒心头的问题,这些问题推动着夏伊勒在战后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经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他在1960年出版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此后,又积近十年之功,1969年出版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这两部书奠定了他的世界性声誉.
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一书的前言里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段话:“倘若一场败仗这样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就应该存在着一个必然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得不去打一场致命的战争.”他在书中竭尽全力地去挖掘出这个“必然因素”究竟是什么.
近代以来的法国号称最为理性,启蒙运动的思想激励了法国内外的无数仁人志士,理性又落实在《拿破仑法典》中影响了大半个欧洲和小半个世界,同时法国又是最为,它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炫目爆发令人惊骇,此后战争中以一敌众的勇气堪为史诗.然而,理性追求着常例,渴盼着卓绝,它们构成尖锐对立的两个要素,其对撞在大革命中乃至其后绵延不绝,致使法国的政治生活鲜有宁日.
这种对撞在19世纪构成了法国的力量之所在,然而随着时势的变迁,到了20世纪便带来了法国的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凭借的再次爆发,法国赢得了战争,然而这不过是掩盖了法国的脆弱性,它在战后20年中进一步发酵,终致法国在“二战”中的悲剧.夏伊勒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叙述始自普法战争后其建邦之日,迄于宣布第三共和国完结的维希政权成立之时,煌煌百万言,完整地展现了法国内部的对撞史.
第三共和国中,对撞直接表现在共和国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冲突上.实际掌控第三共和国的,是所谓的“二百家族”,这些大家族盘踞在法国的银行业、工商业,同时又相互参与、结合,构成主宰法国经济的垄断资本王朝.这个大垄断阶层极力维护法国的自由经济传统,坚决反对社会福利政策,反对工会的成立.而他们的主张所依赖的理论前提,便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农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主义,理性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垄断性统治.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工人阶级则紧紧地依赖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支持,在法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二百家族针锋相对.
两边的主张的前提都是非常理性的,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内在矛盾使得两种理性的对立僵持不下,只好靠来解决.第三共和国的一个重大特征便是其大量政治性团体的建立,从左派的各种工会,到极的火十字团等.这些团体都四溢,经常性地走上街头游行发生冲突,又通过各自掌握的媒体不断煽动社会情绪,以致发生过多次冲击国民议会和政府的事情,国家动荡不安.诸多团体鼓动着政界的不断分化组合,以致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寿命都短得可怜,能坚持上半年就算不错.然而走马灯般的政府,其内阁成员却往往是来来回回的那么几个人,不断地进行着重新组合.这种高层的内幕政治交易使得下层阶级对于共和国没有感情,而在国内极有势力的团体又对共和国充满仇视,必欲颠覆之而后快.
放下内政,再来看看外交方面,理性与的对撞也同样引人注目.欧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国际政治的世俗化,国与国之间不再因宗教而战争,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唯有“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这一理性原则由16世纪法国诸多伟大的国务家所发扬光大,他们甚至不惜与土耳其结盟以反对当时的欧洲霸主哈布斯堡帝国,从而奠立了法国的霸主地位.然而该一理性原则在20世纪却被法国的拙劣政客所忘记,他们只短视地看到意识形态的.面对纳粹德国的咄咄逼人,与苏联结盟是惟一可行的策略.但法国的当政者皆对苏联抱有极大的戒备,反倒是将相当大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的善意上面.夏伊勒指出,“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左右两派而言,他们各自所持的相互抵触的观点均为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的国家利益――所支配.”这种短视终于给法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无尽的国内冲突撕裂了法兰西这个统一的国家,使得它根本无力应对希特勒的挑战.这个曾经充满,以自己的道德勇气为傲的国家,终至需要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片刻安宁,慕尼黑协议的签订甚至让法国人自己感到蒙羞.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团长富歇将军在慕尼黑阴谋前夕得知法国决定抛弃捷克,于是撕毁自己的法国护照,加入了捷克军队.夏伊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日记中质疑道:“法兰西――进行过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的法兰西――的勇气哪里去了”时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库隆德尔解释道:“慕尼黑协定为某个时期的法兰西――以前那个伟大的法兰西,甚至是1914年的法兰西――敲响了丧钟.等不是响起的丧钟杀死了病人,它只是宣告了病人的死亡.不是慕尼黑协定导致了法兰西的没落,它只是记录了法兰西的没落.”
夏伊勒的著作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其笔端流露出对于法国的深切惋惜,哀其不幸然怒其不争,层层剥出了第三共和国崩溃的深层因素.他在该书的致谢部分,感谢了法国历史学家对于他这个闯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前新闻记者的宽容.然而,夏伊勒这样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区别于专业历史学家的重大优势,在于他鲜活的现场感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专业学者而言,二战历史首先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获得审视,而对夏伊勒而言,二战历史就是他的一段切身经历,它伴随了他生命中最旺盛的一个时期.作为一个记者,夏伊勒有机会紧密地观察各国政要的内外博弈,各国民情的起伏跌宕.由于他在各大参与国都有过长期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各国都有着深厚感情,同时,由于他长时间地作为一个第三国公民观察欧洲政治,他又能够摆脱民族情绪这样一个眼睛来相对客观地思考.这些都构成了夏伊勒的思考之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美) 威廉•,夏伊勒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