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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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三农”问题要有“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等加剧社会分化现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会逐步拉大,社会动乱危机四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追求农业规模收益,同时伴随着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并嘱咐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尽管我们已经有2亿多农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这已经超过整个墨西哥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仍然维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均分制.

一些专家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到发展中国家考察一下,所谓的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就会导致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会出现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到2008年转移至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有2亿了.我们转移出了比墨西哥全国人口数还多的人口,有过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稳定,强调的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

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

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专家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专家们说“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才达到3亿人口,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很多地方被开垦得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现在13.2亿人口中8亿劳动力需要就业.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朱启臻：农村发展在于农业之外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农业都是一个不可能提供积累的行业,纵观其他国家,没有哪个是依靠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即使是农业规模化经营也不可能提供积累.以美国为例,美国有很多大农场,有人误以为美国的农场主收入很高.事实上,有调查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农场主的净收入都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国家补贴的话,美国农民的收入还达不到一般职员的户均收入.所以,认为一规模化经营就有收益的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

在我国,被广泛宣传的“明星村”其实并没有经营农业,大部分是在经营工业,通过非农产业的收入来补贴农业.但是,全国农村不可能都像他们一样,自己发展工业、补贴农业.大多数的农村还是要靠国家财力的大力支持,这一点,国家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责无旁贷.当然,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农村的衰败,但这是在国家加大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实现的,一味地让农氏自己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只会使这些农村逐步衰败下去.这对农民来讲,也是一种戕害.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后的深加工,一定能够给农民带来收益.事实上,没有哪个农业加工产业能够带来非常多的收益.相反,农产品加工业还要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另外,农业吸纳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应该允许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人口的流动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从目前来看,城市的建设肯定要比农村好,农村的年轻人很多都想着到城市去,这是不可能遏制的事情,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日本北海道是个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一户都有几百亩地,日本政府给农民的补贴很高,收入比大学教授还高,即便如此,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农业,只有没什么办法的人才安心种地.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存在.

同样,非农民的城里人,如果想到农村去经营农业,政策上也应该允许.只有实现人口的充分流动,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现在的政策是“双重限制”,不仅农民进城受限,而且,城里人进村承包土地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势下,农村的衰败在短期内很难解决.事实上,如果农民想进城,而且在城里能找到工作,就不应该限制他们.

当然,有人担心大量的农民进城,城市会超速膨胀和扩张,带来一系列的城市病.这就涉及城市的规划问题了.显然,城市的规模化必须得适度,必须限制超大城市的规模.像北京、上海这样超大的城市,明显不适合工作和生活.针对这种状况,费孝通当年提倡加强小城镇建设的建议还是可行的.同时,还要把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把中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各种形态的城市功能不能互相替代,应共同存在进而起到“分流”进城农民的作用.

贺雪峰：“民工潮”隐忧与“乡村秩序”建设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座,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面,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

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构成了当前中国民工潮下面最大的隐痛和暗伤.因为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妻子不得不独自忍受家庭农业劳做的艰辛和乏味.外出务工的确是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收入,但是,小农家庭生活内容本身被掏空了.这样的家庭收入,乃至村庄中建起的高楼,又有什么意义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当前全国农村开展的乡村体制改革,其政策目标似乎不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能力,并以此来塑造农村基层组织,而是要取消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少人员、取消村民小组长等改革,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具体而言,要通过以农民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重建乡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首先站在农体的立场,因为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摘自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7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