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遗产如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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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城一面,山寨横行,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痼疾.比如在浙江一座地级市,我就曾见到水港河汊被填埋,乍一看像悉尼歌剧院,或者伦敦塔的建筑,赫然立在市中心.

还有那比比皆是的小高层、多层楼盘,它们替代了胡同四合院、弄堂石库门,或者一些城市固有的坊、巷,甚至于“故宫闲地少,人家尽枕河”的江南风貌.

怎么办?

最近,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论坛”亮相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人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答案.论坛以一些成功的城市遗产保护案例为背景,分析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讲嘉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作者林志宏.作为巴黎索邦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世界遗产中心专员,林志宏讲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如何遭到破坏,国际社会与阿富汗内部又是如何进行保护的.还有法国的巴黎、雷恩,西班牙圣地亚哥和中国曲阜古城,又是如何得到保护的.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也同时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卢永毅也参加了本次论坛,同济大学规划系教授张松担任特邀学术主持人.伍江认为,文化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对先前文化的包容性上,所以对历史文化的怀念正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城市风貌的延续也是文化延续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让那些已经失去原始使用价值的建筑产生新的功能,注入新的生命,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王军先生花费十年功夫,著就一本《城记》,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他是从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思考北京的遗产保护现状.

听与会专家的讨论,城市遗产如何获得新生,似乎有了轮廓.

林志宏：

“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

阿拉伯世界的建筑非常漂亮,那些白色的建筑,非常罗曼蒂克；还有东南亚的吴哥窟,佛教建筑,如今也有非常好的历史城市规划在这边.他们都得益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保护.

中国1985年签署加入该条约,且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遗产国,有45个点.目前,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遗产国.随着中国遗产点的增加,明年有可能和意大利同为世界最大遗产国.

可是,如何学会保护城市遗产,中国还得向成功者学习,需要走的路也还很长.特别是——为什么要保护,这一点要明确.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一样,只去进行硬性的旅游开发.

我们以法国巴黎为例.从1977年的巴黎整体规划,到2006年以地区为主的城市总规划,都提到巴黎东部居民的危房改造需要.但这不仅是建筑危改,还是各方面的危改.这个更新计划叫VisionPlanforParis-East&FaubourgSaintAntoineRegeneration,它不是一个规章,而是提出一个生活品质蓝本.巴黎东岸,很少在旅游杂志上提及,可是我觉得它非常有趣,本地居民常常会到这里逛一个上午.它有它的特色——它不是一个大的建筑体,空间布局非常小巧有趣,就在塞纳河的旁边.这一特点的形成,得益于17世纪巴黎变成中产阶级社会,有一些航运的功能在这边产生,渐渐发展成目前这样子.它的特色是人行过道,还有一些特色餐饮,都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显得街区与人居特别和谐.后来,市政府、居民共同来推动改造传统街区的提案,最主要是在建筑物领域,要和旧街区相协调.还有就是当地的居民如何能够有活动空间,并继续留下来.如何把亲水的空间找回来.改造者动脑筋做了一个音乐城,把水道巧妙的安插于此,还将一些车道还回给自行车.

再比如亚洲地区.比如尼泊尔,也遇到过度城市化的危机.尼泊尔在2007年做了一项工作——居民把以前家里的东西好好地理清楚,留给下一代.还可以看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南,它也是靠海的城市,郑成功打败荷兰进入到台湾,就在台南发展.如今台南似乎被边缘化了,跟中国的二线城市比较之下,也需要一些大型的建设.然而,在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城市的风貌,如何进行生活景观的再造?台南地方政府也都在动脑筋.

伍江：

“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

不矛盾”

现在很多讨论都把城市遗产保护跟现代化建设对立、矛盾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因为现代化本身并不完全以物质建设成就为标志,也不仅以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水平提高作为标志.现代化包含着对人类过去的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的积累和态度.这个态度应该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对历史遗产保护?那就要知道历史文化遗产是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其实是一个载体,是我们过去很多代人文明沉淀的一个无纸化的载体.通过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物质载体,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过去人类所曾经发生过的活动.

文明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因为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能力和知识,不再通过生物的遗传基因去传播.因为基因传播的速度太慢.如果我们固有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每一种基因的产生可能都需要几十代甚至几百代.可是文化的传承很容易,一代就可以了.以文化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学习,这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人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主宰的一种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具备这样一种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文明进化的速度非常之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不断地叠加,所以西方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很多文化活动的一种物质的再现.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化的遗产可以唤起我们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是我们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特点,失去记忆的人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失去记忆的人类同样也有毛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

为什么说城市生活相比传统农业时代是进步.农村有很好的自然环境,自然的空气,为什么我们还是向往城市生活?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不希望只生活在一种没有选择甚至是不允许选择的生活里面,而文化遗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欣赏,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今天人类的文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的延续性是我们生命力的标志,我们不能承受文化中断所带来的痛苦,无论是自然灾害或是战争,或是打着建设的名义进行破坏,都堪称是人类文化最大的悲剧.换一个角度,即便不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物质的体现,而这些物质在当年创造的时候,是使用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的,它为了当时的使用而被建造,今天当它的实用功能逐渐淡化以后,似乎它就没有用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认识误区.我们假若一味地拆旧毁旧,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造新的,明天又不实用了,再拆,这样不断的反复,实际上极大地浪费资源.

如果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当中,由于社会对它的欣赏需求,而带来一些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旅游开发,这个很重要.再比如说我们往往对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高质量的历史建筑,有保护的共同认同,不容易产生不一致的意见,但是碰到那些不那么好看的,质量不那么好的建筑,就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保护?这又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就具有美学价值,但是这个美学价值和今天直接的美学接受不是一回事情.很多历史建筑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够唤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在过去的发展基础上不断地沉淀,完成文化积累,不在于这个历史建筑给我们带来的记忆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这就相当于你不能因为你的父母不那么美好,长得不那么漂亮,你就不爱他们.所以历史本身是不可以以好和不好,美和不美,以今天的价值来说它的价值.再比如说上汽有没有历史文化遗产,我个人认为当然有,但是挂不挂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挂牌不挂牌不要紧,是不是被人家列入名单,是我们自己的遗产,是我们自己有需求,正如我们家里面对家庭历史的记忆,我们希望保存一样,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说他有钱,我才留他,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再比如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许多是从当下的经济价值出发,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政府愿意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建造很多很的仿古区.我个人认为出于旅游的需要,商业的需要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跟历史遗产保护没有任何关系.我特别反对把那些具有很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社区、街区,拆完了以后再的,这个简直是一种罪恶.

今天城市延续了几十年的旧城改造,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旧城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旧城改造似乎告诉我们只要是旧的就一定要改.旧城不好的,我们生活水平太低下的当然要改,但是我们在改之前应该把历史文化价值鉴定出来之后再改,不要轻易地改.鲁迅先生说过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许多历史建筑有价值,但是开发商说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不能拆.因此我强烈地呼吁——一旦碰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价值,先冻结起来,请专家研究,绝对不可以抢拆,现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在抢拆.

张松：巴黎和北京为何会同途殊归

伍老师把国内存在的一些现象提出来,这个现象在上海和其他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其实前面林先生讲到巴黎的保护.巴黎的保护计划,它的启动是在1983年.我们中国北京、上海是1982年,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关于城市保护问题,北京在1980年代也研究了巴黎的保护的一些政策,因为巴黎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可结果是——上海对世界遗产没有积极地申报；北京申报了五六处,现在又在积极地推动.

王军：“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手里终结”

我是一个记者,所以我讲的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终结掉?因为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找出1950年代的北京旅游图,看一看北京城,这是一个凸字形的,这是它的中轴线.在1957年的时候对于北京城的改造,梁思成先生说是“挖它肉,拆它骨”.事实上1950年代,就说北京要成为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可惜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最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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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当年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平分地发展城市.他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应该有就业,把老百姓吸引到郊区.我写了很多很傻的文章,我后来看到梁先生的方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要平衡地发展,尽量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展.后来北京就开始修改规划,这当中专门提到重点保护旧城,这意味着对单中心的结构往郊区疏散,那么完整的保护老城往郊区进行转移,这是非常好的规划,但是根本的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它的出处是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协一个通报,讲到1949年的时候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1990年只有二千多条了,2003年的时候只剩下1574条,目前还不断在减少.北京老城里面规划的33片保护区,在拆和保之间构成了戏剧性的平衡,一方面说我要分片保护,好比保护我王军这张脸,就是鼻子眼睛嘴巴留下来,不要脸了.这1500多个胡同里面,保护区里面只有600多条,900多条是要被拆除了.我作为一个记者他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多少胡同,因为我刚才得到的数据是10年的数据,现在又批准了多少条胡同要被拆掉,而且我们已经不敢相信一旦跨进保护区的胡同就不会拆掉,他们会以一个保护的方式拆掉,现在保护也很可怕,我一听说哪个地方要被保护了我就很紧张,忽略式保护,所以我们有关方面也不得了,要爱你就爱死你了,爱保护就把你保护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北京旧城的持续拆除,将持续恶化北京的城市功能.保护北京的尊严,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北京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纪念着中国先民营造城市的杰出智慧,是属于全人类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应该成为她的总结者.

《财富堂》：林志宏先生,您介绍了一些历史街区保护非常好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是自己有良好的模式保护了以后再进行申遗的,还是本身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才得到良好保护?

林志宏：我个人在世界遗产中心工作,我个人觉得“世界遗产”这个概念具有过渡性,如果最终可以好好地保护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应该很快就去掉的.“世界遗产”更需要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比如巴黎它不是世界遗产点.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每个历史街区又相应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了就是好事.刚才王先生讲的,嘴巴鼻子在,整个脸不见了,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希望把申请世界遗产当作是一个目标的人,越来越少,研究如何将人类的文明传承下去,才是更重要的目标.

《财富堂》：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在我们的媒体中的地位.请问王军先生那么您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于北京的问题提出许多看法,有什么样的反响?你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保护起到了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希望?

王军：我和一个同事在做申办奥运会报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了一些问题.2001年把书写完的时候,那年7月份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我当时觉得2.8个亿投下去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和同事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调查,引起了很大的重视和争论.当时的北京市有些官员就非常不喜欢我的调查报告,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改了这个规划,我觉得蛮开心的.我知道很多官员看我的书,之前他们不知道在干坏事,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坏事.这个还真应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现在中国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有些人就是为了利益,他要占最好的地皮要赚钱,干坏事也要干.所以我就觉得我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但是我触动不了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