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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是目前学界所广泛关注的前沿问题,这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30年历史进程予以认真反思获得的理性认识.从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背景和前提出发,其目标指向应是：形成新的理论范式,强化实践效度,处理好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的关系.
关 键 词：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理论范式；实践效度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5808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是近年来在我国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或应对新的理论挑战,这使得理论思潮的流变如同溪流经过,总会激荡出涟漪或波涛.但是,本土化话题的展开并非仅仅理论自然流变而发生的一段微小插曲,它呈现出重要的意义指涉,因而也必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一、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根据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演进状况,本土化建构首先应当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阐发的核心概念,库恩所谓的范式主要是指“那些公认的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序)库恩将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因而可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可以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次,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库恩又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所构成”\[1\](P158).因此,科学的革命的发生往往就表现为范式的转换或重建.从库恩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范式所表征的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共同认可的探索界域,或者表征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公认的方法论原则,范式也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奠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基础.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对于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其运用空间也不断被拓展,逐渐成为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广泛运用的概念.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范式转换或重建（构）的论题不断被提起.
在上述基础上来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范式转换和范式变化,实际上表达了我们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和未来愿景的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中国环境伦理学的三十年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起码来说,在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已经不再被看成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冷僻学说或“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了,无论是研究阵营还是研究成果都已成“大观”.但是,中国环境伦理学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即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秉持共同的方法论原则和在共同的问题域中进行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质言之,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繁荣带有一种表面性的“征候”.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应用伦理学学科群落的崛起,伦理学的谱系得到了快速的扩张,而在应用伦理学的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在初始阶段可谓异军突起,发展非常迅猛,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应用伦理学群落中最引人瞩目的一脉.但是,在今天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很明显是在外部输入的背景下取得的,即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翻译或介绍.当然,译介国外的理论成果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不容贬损的重要环节,但是长此以往则暴露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所存在的弱势或不足：缺乏对理论研究目标的清晰厘定,缺乏对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的共识,缺乏对研究使命的共同承诺,缺乏对研究论题的持续规划和深度掘进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暴露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当下所面临的一种困境：缺乏自己的范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李培超：论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目标指向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范式的缺乏在实质上体现的一个学科或学说的薄弱.中国环境伦理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理论研究繁荣,但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动力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般而论,学科的厚度或繁荣可以通过学派有无体现出来.
人们通常把学派的形成归因于学派三种因缘,即“师缘”、“地缘”和“问题缘”.但是从实质上说,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思想、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切入问题的视角等不同,人们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学派的产生或更替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也是学者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派的出现对于学术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许多理论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许多重大创新性成就的取得,都与学派之间的论战密切相关.可以说学派论战几乎遍及了所有学科领域,有的甚至贯穿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始终.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派之间的争鸣,要实现学术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学说的诞生和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与发展,往往并不是在本学派的赞同声中取得的,而是在它的反对者中实现其发展的.任何学者或学派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能垄断真理.学派的地位只能根据其学说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来衡量,而学术论战是学派互动的基本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因此,没有学派就没有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失去了学科的整体厚度.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并不缺乏学派,诸如所谓的生态中心论、生命中心论、动物解放论、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在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论坛上现身过,众多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流派而展开.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学派并非中国环境伦理学内生的理论成果,而是对国外已有学术流派的介绍,或者是在移植流派观点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再加工或中国化的再阐释,并没有学派所必须具有的原创性特质.而这种“无根”的思想很容易就像“清风逐流云”一样,瞬乎而生,也忽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