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的价格和工资变迁之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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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争论不断.其中“新人口论”者认为人口因素是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人口数量的增减导致价格和工资的波动；但是这一观点却遭到了“货币论”者的反对,“货币论”者认为货币量的增减和货币的贬值才是引起当时价格和工资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关 键 词：中世纪英国；价格；工资；货币论；新人口论

中图分类号：K5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229-06

中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11~15世纪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波动,是近一个多世纪欧洲经济史学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学者们通常认为,在11~13世纪西欧的经济处于上升期,当时的价格也出现上涨；但是到了14世纪的中后期,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导致欧洲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当时的价格也出现了下跌.之后整个14、15世纪的欧洲都处于经济的恢复之中,直到16世纪初才达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中世纪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人口论’和“货币论”.本文在“新人口论”对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解读的基础之上,以“货币论”的观点对其匡正,试从“货币论”的角度对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的变迁进行再考察,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中,“新人口论”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模式.“新人口论”源于18世纪末形成的“人口论”,“人口论”认为土地的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当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将会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于是只有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手段才能解决人口过渡膨胀的问题,并使其与生活资料趋于平衡.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许多学者所接受,如E.米勒、J.哈彻、J.z.蒂托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世纪经济史家M.M.波斯坦.波斯坦最早在1950年和1951年发表的有关人口变化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人口对价格和工资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对该观点进行了完善,尤其是在1972年的《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他综合人口与土地、物价和工资等方面的关系,以中世纪的英国为例,总结出经济与人口之间的规律,并把这一规律推及到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波斯坦认为,11～13世纪,随着新垦区的开拓,耕地面积增加,人口也在不断地攀升.由于人口的增多,对谷物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谷物的价格上升,同时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雇工工资的下降.在土地开垦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开垦的是周围近便且肥沃的土地,当这些土地开垦完之后,人们被迫开始开垦边远且贫瘠的土地.当时的土地是越来越少,份地也越来越小,因此地价出现上涨,并开始涌现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时原有耕地的肥力开始出现递减,新开垦的土地由于较为贫瘠产量也不高.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得当时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即现有的耕地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了下降.由于生活的困顿,造成当时的部分人无力结婚和较高的死亡率.从14世纪开始,人口逐渐减少,不久之后爆发的黑死病,加剧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短缺,原有的土地无人耕种,出现了大片土地“长期抛荒”的现象.工资上升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得农业经营陷入困境,农业的发展进入了衰退期.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到了中世纪的晚期,人口和土地之间才趋于平衡,并再次进入发展的上升期.有材料记载,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口总数才开始出现恢复的迹象,16世纪初,英国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13世纪末的水平.总之,波斯坦通过对中世纪英国的人口与土地、物价和工资关系的分析,建立了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人口,人口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发展,由于该理论是在“人口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被学者们称之为“新人口论”.

对于中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货币论”者则有着不同的看法.“货币论”是18世纪开始出现的一种经济理论,后来得到不断的完善.该理论强调的是货币数量对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产生的影响,即物价的变化和货币的供应成反比例,当货币供应增加时,物价自然高涨；当货币供应减少时,物价将会下跌.另外,货币的流转速度也会影响到物价,因为货币加速流转也就是等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这可以通过著名的费希尔方程式来表达,即P等于MV／T,其中P是物价水平,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周转速度,T是商品交易总量.也就是说,无论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是货币流转速度的加快,都可以影响到物价的上涨.但是在中世纪,货币流通相对于今天来说,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或是缺乏一定的弹性,因此当时货币流通的增加主要是依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是贵金属的增加.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经济史专家E.J.汉密尔顿就曾把“货币论”用于16、17世纪的西班牙的历史研究,他认为来自于新大陆的贵金属导致了西班牙的价格变动.同一时期,著名学者马克,布洛赫和A,费维耶等人在其著述中使用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12、13世纪的繁荣是由于贵金属的供应量持续增加引起的,当时的价格出现了上涨；到了中世纪晚期,由于开采技术的落后,金银等贵金属的开采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货币出现短缺,进而导致价格的下降和贸易发展缓慢.这些研究方法和观点得到后来的经济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认同,并被应用于中世纪史的研究之中.

“新人口论”和“货币论”对于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原因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势必引起二者之间的争论.20世纪的50年代以来,随着波斯坦一系列论著的出版,“新人口论”逐渐被西方一些学者所接受,但是却遭到了“货币论”者的极力反对.

首先,“货币论”者对“新人口论”所持的11世纪至14世纪初因人口的上升而出现物价上涨和工资下降的观点进行反驳.A.R.布兰德博瑞认为,人口增长并不总是导致价格的上升,人口压力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累计的过程,并不是突然下降或是突然增加的,在13世纪的最后10年物价并没有上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哈维认为,从12世纪末直到13世纪60年代英国的物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且在之后以较缓慢的速度仍在上升,直至13世纪末.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不仅士兵的工资出现了上涨,熟练工人的工资也出现了上涨,如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年～1189年在位),赫里福德郡和温莎(Windsor)等地负责管理王室葡萄园的熟练工人每天的工资是便士.1210-1211年间,温彻斯特主教区的木匠每天的工资为1.5~2便士,到了13世纪中期每天的工资上涨至2.5-3便士.如果在11-13世纪随着物价的上涨,工资也出现了上涨,这是“新人口论”所无法解释的.

对于11-13世纪物价上涨的原因,N.J.梅休认为在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英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这才是当时物价上涨原因,而且他认为物价和货币供应量之间是一个弹性关系,也就是说物价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出现变动.对于当时物价的上涨原因,D.L_法玛尔也认为在1100-1300年间,英国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0-15倍,同时货币的周转速度也在增加,这才是当时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保罗,拉蒂默认为,中世纪的民众有把货币储存起来的习惯,但是在12世纪末出现的货币贬值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持有货币的信心,因此开始把贮存起来的货币用于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时的货币量,因此在13世纪初出现了物价大幅上涨的局面.14世纪初,英国的物价出现了暴涨,马维斯梅特认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欧洲大陆的大量白银流入英国,同时英王室采取种种措施禁止货币和未授权的白银和银制品的输出,使得当时英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大增加,这是当时物价高涨的主要原因.从14世纪30年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下降,如果从“新人口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当时的人口应该出现惊人的下降,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对于这一现象,马维斯梅特和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认为,爱德华二世统治末期和其儿子即位之初的政治混乱,使得当时禁止白银出口的措施执行不力.此外,爱德华三世统治初期用于贿赂对外战争中的同盟者和其他外交的费用较高.当时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出英国,使得流通领域新铸造的货币在不断地减少,这才是导致当时的物价出现下降的根本原因.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也是价格的一种,并随着人口的升降而变更其供求关系.因此“新人口论”者认为,在11世纪至14世纪初,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将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当时的工资出现了下降.法玛尔对1208年-1356年工资进行了估算认为,当时的工资出现了上涨,例如以收割工收割和打捆1英亩谷物的工资为例,其工资在1208-1220年间为3,54便士,1300~1310年间为5,45便士,1347-1356年间为8.19便士.但这只是名义工资的上涨.如果换算为实际工资可能出现另外一番景象.如法玛尔对不同工种工资的购买力进行了估算,仍以这一时期收割工的工资为例,以购买1夸脱大麦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在1208-1220年间需要工作8天,在1300-1310年间需要工作9天,在1347-1356年间需要工作7天.从收割工作的时间来看,当时其工资的购买力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这也与“新人口论”者所持观点相反.

从对11世纪至14世纪初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来看,“新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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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的减少导致的物价下降和工资上涨的观点进行批驳.法玛尔认为黑死病之后绝大多数的耕地仍有人在耕作,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撂荒的景象,至少在温彻斯特庄园是这样.由于牲畜的饲养和放牧为耕地带来了肥料,提高了地力,再加之播种方式的改善,使得在1376-1395年期间18个谷物产量的记载中,仅有3个产量较低,其余的记载都要高于平均产量.这与波斯坦所认为的黑死病后出现的大片无人耕作的土地的说法不同.

黑死病之后,人口急剧下降,使得人均货币量较高；1344年引入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白银短缺的现象；羊毛贸易的繁荣,促进了白银的流入,这些原因共同导致14世纪50、60年代英国价格的高涨.这也与波斯坦所说相反,他认为在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的急剧下降,需求减少,价格反而出现了下跌.

“货币论”者通常认为,中世纪的晚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与当时的“银荒(bullionfamine)”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密切相关.约翰旦认为从14世纪中晚期开始,欧洲银矿的开采出现了枯竭,同时由于东西方贸易中的不平衡,使得欧洲大量的贵金属流入东方的拜占庭一伊斯兰市场,这使得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出现了“银荒”,严重影响了当时的货币铸造和货币供给.这是造成中世纪晚期英国货币短缺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其他的原因也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敏斯凯敏认为由于英国的货币成色较高,受到了苏格兰和弗兰德尔等地的欢迎,进而使得这些货币不断地流出；同时,罗马教皇所征税收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也导致了货币的大量流失.除此之外,货币的窖藏、人为的削剪(coin-clippin曲与伪造、自然磨损以及铸造过程中的损耗等都在客观上导致了英国的货币量的降低.据此约翰克雷格认为在中世纪晚期,由于贵金属的供给的减少,英国的铸币厂的铸币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而这种状况到了15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深井抽水机的发明和使用以及阿尔卑斯山和厄尔斯山fErzgebirge)新银矿的开采,持续一百多年的“银荒”问题才有所缓和.

对于波斯坦的黑死病导致工资上涨的观点,马维斯梅特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劳动力的短缺并不一定是人口下降的结果,农业丰收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伦敦等大城市的发展也吸引了来自乡村的劳动力,这些情况同样能引起工资的上涨.

由于人均货币量增加等原因,导致在黑死病之后的25年英国出现通货膨胀；在1370年-1410年和1440年~1460年两个阶段,由于欧洲出现的“银荒”而使得英国一度出现通货紧缩；在两次通胀紧缩之间,英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上升,工资的名义工资也出现上涨,但是实际工资出现下降；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和实际工资水平出现相反的情况.

对于“货币论”者提出的质疑,波斯坦也进行了反击.他认为,单纯的货币因素不可能解释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变迁.他首先承认了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由于技术问题导致中欧白银开采的下降.但是他认为白银开采量的下降并不能导致当时货币的短缺,主要是因为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尽管大陆矿区的白银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欧洲全部的银储备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它已经积存了两三个世纪.当时积存的白银总量相当于年产量的200～500倍,国际银价更多的是受到其利用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其开采量的影响.”既然在中世纪晚期货币量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那么当时价格的变迁就与货币供应量无关.但是,敏斯凯敏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一种近乎荒谬的论据之上的,即白银是不可破坏和耐用的.事实上,白银可以以多种方式离开流通领域,而且有时是不能恢复的.因贸易或是政治行为而使得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广泛出现在当时的欧洲各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时,波斯坦还认为中世纪商人交易的75％以上都由汇票等信贷制度参预完成,而在13、14世纪的英国羊毛贸易中信贷已经达到了大规模的使用,尤其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意大利银行制度的传入,英国的信贷制度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而馈币论,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见地,其中wc.罗宾逊和约翰蒙罗等学者认为,因汇票等信贷制度导致了英国货币的外流,并损害了英王室在货币兑换中建立起来的权威,所以中世纪晚期英国反对在本国使用汇票,并于1429年明令禁止在对外贸易中使用汇票等信贷工具.由此推知,在中世纪晚期信贷和银行制度发展程度并不高.而N.J.梅休和帕梅拉南丁格尔认为,信贷制度的最终结算还是依靠货币,因此信贷制度最终反映的还是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补偿货币供给.中世纪晚期的“银荒”严重影响了货币流通,进而导致了信贷制度的衰落.

此外,波斯坦认为,随着中世纪晚期贸易的发展,英国的货币周转速度在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英国的货币流通量.对此,N.J.梅休认为,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尽管国民总收入没有13世纪那么高,但是由于人口的下降,人均收入出现了上涨；同时在中世纪晚期金币在流通中所占比例较高,由于金币的价值较大,因此一定程度也降低了货币周转速度.约翰蒙罗也认为在中世纪的英国,随着人口和货币总量的降低,当时的商品交易量出现了下降,并进而导致货币周转速度的降低.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波斯坦对“货币论”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中世纪晚期的“银荒”并没有因为之前积累的白银而缓解,货币量也没有因为信贷制度的发展和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而得到补充.

随着“货币论”对“新人口论”的批驳,持“新人口论”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了货币因素在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从根本上依然坚持其原有的观点,即坚持人口因素是中世纪英国物价和工资变迁的根本原因.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在1981年波斯坦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和支持者开始意识到了货币因素在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约翰哈彻认为,除了人口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和其货币周转速度都能影响到价格和工资水平.但是他又认为不应该夸大货币因素的作用,中世纪晚期英国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仍是人口下降导致的劳动力缺乏.

尽管“新人口论”和“货币论”关于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原因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其争论的进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了货币因素在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货币论”和“新人口论”的争辩,可以发现货币因素才是影响英国物价和工资变动的根本动因.正如F,布罗代尔和F,斯普纳教授所认为,“价格只有在货币系统中才能被理解,货币系统为价格充当框架和表达的方式,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

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对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时期货币数量的变化对价格和工资产生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货币供给充足,物价水平会出现上涨,同时,名义工资上升,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短缺时,价格和名义工资都将下降,实际工资出现上升.在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史上,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英国的货币供给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之中：大概从14世纪30年始,由于白银的供给出现短缺,货币供应量出现下降；但是在黑死病爆发之后的25年,人口的下降致使人均货币量出现上升,反而使货币量相对充足；随着14世纪70年代晚期“银荒”的出现,英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严重的下降,直到16世纪初才有所缓和.因此在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和黑死病之后的25年,英国市面上的货币是比较充足,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物价出现了上涨,随着物价的上涨,雇工的名义工资也随之上升,而实际工资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在黑死病发生之前的20余年间及14世纪70年代之后“银荒”的出现直至15世纪末,英国的货币供应出现了紧缩,因此在这两个时期,英国的物价和工资出现了与之前两个时期相反的状况.

其次,短期内的货币贬值和货币重铸引起的价格和工资的波动.货币流通的状况是否良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物价水平.通常情况下,货币流通稳定,物价也相对稳定；当货币流通恶化,尤其是货币贬值时,物价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是随着货币重铸的完成,优质货币逐渐代替劣质货币,物价再次趋于稳定.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货币重铸,分别发生在1180、1247、1279、1344、1411和1464年.在此仅以爱德华一世(1272年~1307年在位)统治初期的1279年至1281年间的货币重铸做一例证,并进行简单的分析.爱德华一世即位之初,由于当时的货币削剪和伪造泛滥,再加之长期使用导致磨损严重,使得当时的货币出现了货币贬值的现象,进而引起物价上涨.1279年,英国开始对贬值的货币进行重铸,而随着市面上的良币代替劣币,货币流通得以改善,物价再次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货币因素才是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N.J.梅休曾言：“无论是从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来看,货币因素都对价格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从货币因素的角度来考察中世纪英国的价格和工资的变迁,这是一种不同于从人口因素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解读的新的研究理路.如果把这种新的研究理路运用于中世纪英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的考察中,不仅能拓宽研究思路,而且也能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