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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认为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所以,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而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地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到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同样可以到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是对贝淡宁,还是对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
（张明亮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