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认识企业管理者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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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管理者的非品质解释,管理者诚信的效用函数,管理者诚信的产权基础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 键 词】企业管理者；诚信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4-0044-2

现代社会生活中管理者的诚信日益为全社会所关注.管理行为的示范效应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迫切要求管理者必须依诚信操守来行使管理职权.有效的激励维系着管理者诚信,完善的制度设计与诚信行为的内化二者之间密不可分.诚信促使管理者规范管理行为,管理行为的示范性又有助构建于社会公信力.这种正反馈作用的现实意义将是积极而深远的.

近代西方社会普遍把诚信关系视为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因素.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诚实信用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是的前提.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则相信,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和剂,是社会和组织凝聚力的基础.考虑到任何单一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时都要受到社会的、经济成本的约束.因此客观上全社会需要一个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诚信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极大降低,秩序、公平、的形成完善有了保障.

然而诚信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范畴而存在,诚信的背后应该有一系列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这就是以产权为核心,以激励及必要的约束机制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诚信总是与一定的制度设计相适应的诚信,抛弃诚信的产权制度基础无异于缘木求鱼.弱化了激励行为、失去了诚信操守的管理者,在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运用其职权的方向必然会发生改变,而激励机制必然“异化”制度设计的最初价值去向.管理者的诚信是管理职权得以正确实施的关键.

一、管理者诚信的非品质解释

诚实信用,当我们远离道德范畴来关注它时,就会发现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性问题.诚信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内在化的社会规范,首先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仓凛实而知礼仪”,礼仪、规范乃至于信仰都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者,其诚信资质并非与生俱来.在管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诚信”,必然带有其环境和时代的烙印.在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管理者的“非诚信”行为后果如果是一个“帕雷托最优”则仍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诚信并非管理者的天然秉赋,更不能作为一种管理实践的内生变量而存在.不能苛求管理者天生就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质,而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选择诚信的管理者,激励诚信的管理者,淘汰非诚信的管理者.“信”与“非信”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便是我们制度设计和选择时所应考虑的出发点和遵循的准则.

二、管理者诚信的效用函数

管理者无论来自社会生活的何种利益集团,作为特定利益的接受者总是存在自身的效用函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一方面受管理职权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其自身偏好的左右.在约束与偏好的双重作用下,管理者在实现既定组织目标的同时一定会去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现实表明,由道德塑造出来的诚信行为其统一性和连贯性是没有客观保障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总会被打破.因此,管理者诚信行为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还需要在获得客观保障的条件下才不至于流空,也就是讲,基于个人美德和道德行为而建立起来的诚信关系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其关联的对象之间,他不能把别人对他的信任转赠给另一个人,他可以说服他的关联对象信任另一个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以他的担保为前提的.基于管理者经济理性的假设和自身效用函数的分析,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管理者的管理行为.

首先,在管理实践活动中,管理者并非总是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其行动目标,一方面是管理者没有能力确定何为福利最大化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同时,管理者不是信息的完全拥有者,管理实践活动随着繁多的管理决策变量发生变化,而管理者本人不能及时获得所有信息,或不能对复杂信息做出及时处理.管理者更有可能的是考虑在制度框架内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管理决策行为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局部的利益最大化,是一个次优解.这样做很可能以少数人的利益侵犯多数人的权利,侵犯社会公共资源,使得“大公无私、公平、公正”等管理者诚信资质的假定更有待商讨.而此时“寻租动机”将成为更加有效的激励因素.最后在“寻租”行为过程中,管制行为膨胀必然异化制度设计初衷.管制行为在“寻租动机”的激励下会迅速膨胀,管制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管理者凭借手中的职权肆意管制,这种不断膨胀的管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诚信基础和社会风气.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对管理者的假设,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大公无私、管理者拥有完全的信息、管理者言信而行果等,在管理者自身效用函数的“修正”下都值得重新商讨.事实上,管理者通常都不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管理行为的出发点,管理者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管理者通常依据自己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此类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在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度性缺陷的环境下,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诸多“违规”行为就是以“内部人控制”、“大股东肆意侵犯小股东权益”、“关联交易与控制”等诸多方式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管理者诚信的产权基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的混乱或对产权的保护不利,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激励扭曲,经济效益低下以及经济秩序混乱,相伴而生的坑蒙拐骗行为的发生.明晰的产权界定是订立市场契约的前提,也是契约社会存在的基础.“无恒产者无信用”,在一个产权界定模糊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存在良好的秩序,尊重产权的界定,同样就是尊重产权所有者的地位,对其地位的肯定是产权人产生“合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此刻自发的激励产权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正是全社会对产权的承认、尊重和肯定,产权人也能依据自身的经济理性和意志来签订契约,最大限度的诚信于其他契约人——社会、组织、员工.同时,整个社会还要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机制,保护私有财产是诚信社会的重要内容.管理者拥有产权是管理者建立诚信的必然要求.在对产权的关心与保护上,没有谁会比产权人更加尽心尽责.人是理性行为支配的对象,依据经济理性及单独的效用函数来预期或决定自己的行为.正因为如此,管理者的“合宜”行为必然要求管理者对待其能够支配的资源应该等于或近似于对待自己的财产,这是诚信的制度设计内容之一.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组织的成长依然离不开“委托—代理”的延伸,而“却责”及“搭便车”等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或是依据较为严厉的监管机制的限制,或是依据市场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一问题中如果代理人或管理者能够获得相当的产权或与此相等价的经济激励,并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行权,则这问题将会更容易解决.目前的“期权”制度就是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的一种有效制度设计,尽管“期权”制度本身还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