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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出书的三种类型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还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是李岚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
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这一类书籍占了领导人所出书籍的绝大多数,也是风格迥异的,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同时,也是比较细腻和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更加带有“自我述职”的意味.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例如先后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翻译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就是与他个人的专业密切相关.
镜鉴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
比如,朱镕基在即将卸任总理时就如此提醒：“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等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在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改革和多数人利益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那么,多数人是多少?比如说90%的人受益,那10%的人不受益.下一个改革又是90%的人受益,10%的人不受益.两个10%,加起来是多少?等这种现象过去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是看多数人受益了没有,二是看少数人是否承受得了.少数人不是指一次改革中的少数,累计起来也要是少数.”
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不过前领导人出书也不完全是出于领导人个人名利双收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制度要求.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普通选民的授权,他们与人民大众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但是他们依然有道义上的责任向民众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也不完全是抱着猎奇和研究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籍.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其卸任之后,同样也有其道义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权力委托方汇报他们的工作,包括决策的细节.由于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特点,除了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报告,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政治运行的详细信息,不用说国家层面的政治信息,就是地方的政治信息,民众也很难获得.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获得人们的“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依然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出书不仅仅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更应该作为一项制度.凡是担任过一把手的领导,只要其担负了人民所赋予的责任,都应该在其卸任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予公开的范围,就都可以出书公开.让政府的运作更加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权力真正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建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梁晓娟摘自2013年第11期《南风窗》,作者王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