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可持续社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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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深刻反思“发展与社会现代化”问题,已成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的重要议题.近日,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就该议题举办了学术研讨会,着重从新的取向和角度,探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研究的新突破.

金融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

华东理工大学鲍宗豪教授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遇到了难以跨越的“坎”.因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即“社会性”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社会”,根源于资本主义无法跨越社会现代化之“坎”.从社会现代化层面分析,危机的暴发表现在金融领域,但影响则是全社会、全世界――是全社会资产的缩水,全社会失业(贫困)人口的增加,全社会不稳定因素乃至冲突的增加.“社会性”金融危机的暴发,可归结为“五个过度”：过度需求、过度消费、过度负债、过度创新(即金融产品过度创新、过度虚拟而监控失效)、过度追捧(即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度”追捧而导致的恶果).

社会现代化不同于工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以及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它突出关注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能让大多数人享受社会现代化的成果.鲍教授强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和美国又有所不同.美国发生的是由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的主要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增长面临的城乡、地区贫富差距过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不健全等问题,是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此,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面临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除了具有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是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特点所决定的.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在由经济现代化进入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新阶段之后,新旧社会价值规范之间、新旧文化因素之间、新旧社会制度体系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无论是激烈的程度还是波及的社会影响范围无疑均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后发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既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共时性矛盾.同时,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矛盾的交织,使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性和落后性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要面对极其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前已存在,只是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其在社会现代化阶段出现了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新特点.

鲍教授最后强调：我们应在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可持续社会现代化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一、必须扬弃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科学认知“增长”与“发展”,实践“科学发展”.二、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坚持发展资源以人类为本、发展目的以民众为本、发展动力以人才为本、发展原则以公正为本、发展价值以幸福为本.三、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首先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是调节城乡和收入分配结构,更加注重农村经济发展,避免过大差距；.再次是要制订20年的发展方式转型计划.四、走出发展方式中的“误区”,即把城市经济增长当作城市发展；把城市改造、城市规模扩大当作城市发展；把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本质.五、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积极推进社会现代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防范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短期内,应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社会安全网.

非线性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过程

华东理工大学严黎昀副教授指出：非线性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向度.非线性科学研究表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在本质上都是非线性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必须重视发展过程的非线性向度及其在当下的实践价值.即它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改革的得失、金融危机影响、社会焦点等.

就金融危机影响而言,非线性思维的生命力就在于能从辩证的角度审视金融系统中复杂的非周期的紊乱运动.由于全球金融系统中的时间不可逆性、事物之间的多重因果链和不确定性,使原本相对稳定的金融系统陷于混沌状态,其非线性特性中的系统共振效应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杠杆效应.金融衍生工具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推动数倍的相关资产交易.这种杠杆特性的非线性机制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有推波助澜和放大效应.当次贷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为力保自己而不断地“去杠杆化”,使危机雪上加霜.二、从众行为,即羊群效应.在羊群效应的催化下,那些原本无力购房的美国人都纷纷卷入购房狂潮,最终导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直至使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三、多米诺效应.这场危机,直接损害了我国出口主导型的实体产业,同时也间接冲击了我国的金融市场.这场危机提醒我们,一方面不应因危机的客观存在而拒绝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力求做到互利共赢、同生共存,避免由于非线性的共振而放大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儒学的本质与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

儒学和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之间并不具备必然的关系,现代化首先是在非儒家文化地区发展起来的,因而儒学并不能成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儒学的存在已经很久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却是一个很晚近的事,因而儒学也不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问题是：儒学为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提供动力,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华东理工大学陈迎年副教授指出：儒学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确定今天儒学的人文主义本质,至少有以下工作要求进入视野：一、必须坚持反对曾经的帝制儒学,让儒学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心态中退下来；二、必须划定儒学的界限,承认政治学、经济学等各门学科相对于儒学的独立性,真正尊重客观知识；三、只能展开对话,尤其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这是一个儒学的现代化、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过程.儒学有望在此过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动力,在克服由科学、所转生之时代病(人类精神的量化、外在化)的同时,起到提升价值,重置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重要作用.为此,今天的研究者,必须首先致力于不断地推进儒学的现代化转型.这意味着：对客观性的尊重；对局限性的批判；对时代性的挖掘；对主体性的张扬.其次,还必须致力于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任务,而是我们的核心追求之一.这是一个不断走向前进的过程,既要求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的相结合,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结合.就后者来说,至少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即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的过程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的过程.这又意味着：重建联系、重读原典、承认差异、实现融合.

马克思亚细亚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

华东理工大学汪帮琼副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未走出现代化的根本困境.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理论,揭示出亚细亚社会的基础和关键是其所有制形式――土地国有制.马克思强调土地的天然性质及其他自然条件对于亚细亚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问题在于,为什么土地的天然性质及其他自然条件能够成为亚细亚社会的决定因素,而亚细亚土地国有制原本是亚细亚社会对其自然条件的适应,为何反过来又成为束缚共同体发展的决定因素呢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也面临类似于亚细亚社会曾经面临的问题：社会现代化与独特的内部条件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能否走出亚细亚社会曾经的困境呢

汪帮琼副教授认为：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走出亚细亚社会困境的希望所在.在亚细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分析亚细亚社会长期陷于循环甚至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狭隘的外在历史性,即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完全受制于自身狭隘的外在自然条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既不同于当初的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古代亚细亚社会.当初,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依赖其独特自然条件而实现的自发过程,而古代亚细亚社会处在地域性历史中,其内部的自然条件使它无法克服自身的不发达状态.所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就不能单凭自身内部的现有条件,而必须超越历史发展的自发过程,自觉借鉴和利用全球化历史所提供的文明成果,促进对自身原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革与重构.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