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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梳理
纵观一系列由、上海市和各部门发布的文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是营造与自贸区总体目标相呼应的税收制度环境,同时始终遵循自贸区的总原则经验可全国复制、可推广和国家税制改革的总原则公平、统一、规范.与自贸区相配套的税收新政包括7项已经明确实施的政策,还有3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7项明确的政策中有2项是旨在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有5项是旨在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涉及到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至少5个税种,既涉及到征税方面优惠,也涉及到退税方面的优惠.3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中有2项是旨在促进向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这2项政策在送审方案中有细则,但是在最终方案中被删除,并改为鼓励继续探索和研究）,剩余1项是会间接影响到税收的监管服务模式改革政策.
二、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解读
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策包括10项内容.针对每一项内容,笔者采用案例解析的方式从新政策的计税方式、新政策与旧政策比较之下纳税方的额外得益、新政策的适用范围（主体、业务和税种）、未来改革方向和新政策溯源等五大方面来解读（详见表1）.
通过解读,笔者认为税收政策并不是改革的重点,单独来看对所有企业的吸引力,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效力是有限的.具体来看,包括五点：
（1）自贸区中7项已明确实施的所谓税收新政,几乎已全部在国内其它试验园区中试行,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这看似毫无新意可言,实则暗合稳健原则和经验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但是由于各项政策受惠主体和税种并不相关,导致各项政策各自为战,集群效应无法凸现.
（2）大部分已明确新政策的内容注重指导性,因此灵活度较高,政策的力度可通过发布后续的细则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比如,旨在促进贸易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便允许自贸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子公司在进口民航飞机时享受增值税减征,但这一政策并未公布具体的优惠幅度,这反而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空间.
（3）其中2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鼓励的是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向境外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这与我国吸引外资的已有政策优势互补,且作为投资方更能从技术溢出效应中得益.尽管自贸区对税收政策体系的微调具有上述优点,但是也不能忽略下列的两点局限（见后文4、5）.
（4）通过新政策直接得益的企业涵盖面窄.比如,旨在促进投资的资产评估增值所得税递延政策,仅仅适用于投资方是注册在自贸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受资方是境外企业的某些特定资产重组行为,如果新政的适用主体能够扩展到自贸区外的股东对自贸区内的企业进行投资,又或者如果新政的适用范围能够扩展到新企业设立等其他对外投资行为,那么该政策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力.
（5）新政策继续改革的方向并不明晰（缺乏整体规划）,长期推行的时间表（近期、中期和远期计划）更无从谈起,这使得大型企业（大型企业进入的固定成本高,因此决定也更加慎重）更容易采取观望的态度,下文以一项航运政策为例,说明税收新政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自贸区在航运服务领域的开放措施中有一项,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也就是常说的方便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对于此项政策,外资的航运公司常常会有两种考虑,如果政策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即将来也会允许外资公司拥有的外国船舶沿海捎带,在国际航运运力过剩的现状下,这对外资公司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进一步开放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在外资公司看来区别对待反而加重了.中资企业也会困惑开放除上海港外的其他国内沿海港口之间的方便旗捎带是否也在改革的日程上.
三、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探索
（一）境外股权投资税收新政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国内资金注入供小于求的境外股权投资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境外股权投资的发展.受税收政策影响的纳税主体包括股权投资项目公司、个人投资者和负责投资项目的管理人员,涉及到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
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境外股权投资的优惠没有针对性,且力度有限.首先,对于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来说,企业所得税方面,一是其权益性投资收益（包括股息、红利等）可获免税（为了避免在公司和个人投资者两个层面重复征税）,二是对其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持股2年以上的股权可以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营业税方面,股权投资项目公司在转让股权这一特定业务中取得的收入,不征收营业税,而对其他业务收入则按正常税率5%征收营业税.其次,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所有形式的权益性投资收益都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只有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产生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最后,对负责项目投资的管理人员来说,在薪酬激励方面并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
现行税收政策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的主要收入即转让股权时的资本利得没有给予税收优惠,而是仅对其次要收入即权益性收益予以免税,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公司偏好于对成熟企业而不是初创企业进行投资.二是项目公司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可抵税的时间下限2年太短,可能导致项目公司只会选择满2年就可退出的项目,以期能够进行多轮投资并多次申报所得税抵扣额度.三是项目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咨询等服务收取的服务费,以及在股权投资过程中对境外企业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等也应该免征营业税.
现行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利得免税范围,有待扩大到对未上市公司的投资；二是对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权益性收益应该减免其个人所得税,这是因为参与外资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的外籍个人投资者和外籍机构投资者,以及自行从事股权投资的外籍个人投资者都不需要纳税,由此形成国籍歧视；三是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不能享受项目公司的投资额税收抵免,其投资亏损也无法和项目公司一样抵扣下期应纳税额,由此形成了对个人投资者的歧视；四是股权投资项目公司以未分配给个人投资者的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时,实际上可看作是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再投资行为,在还没有确定收益的情况下对再投资额征收个人所得税,违反了公平的原则.此外,对项目经理的和非激励,税法也没有对其实行轻税政策,而是与投资收入一样适用20%的税率,唯一不同的仅是允许在税前进行合理的费用扣除.综上所述,针对股权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比较复杂,简单的对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一律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适的,因此自贸区最终方案中取消了该条送审建议.那么应该如何实行该项税收激励?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根据业务类型来识别优惠对象,即使不是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只要该公司开展的是境外股权投资业务并产生了利润,就应该针对这次投资行为施行税收优惠.二是要保持政策符合境外股权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比如,从股权投资本身来看,对资本利得和权益性收益减税都可以达到激励的目的,税收优惠也可以既鼓励短期投资又鼓励长期投资行为,但是境外股权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资本利得而非权益性收益,且境外股权投资的回收期较长,回报率随时间往往呈现出“J”曲线的状态,即在尚未有高收益投资项目成功退出前的相当长时间内,往往处于亏损或收益较低的状态.因此,比较合理的优惠方式是对长期投资行为的资本利得实行低税或免税.三是要协调不同主体、不同环节、不同税种的优惠政策,既要避免重复征税,又要避免过度优惠,也要消除各类不同纳税主体间的税收歧视问题.
（二）离岸金融业务税收新政离岸业务是指金融机构吸收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要促进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少不了对离岸业务涉及到的一系列税种进行规范,同时还要兼顾发展离岸业务不可避免的国际避税和税收管辖权冲突等问题.我国现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税收政策几乎为零,虽然深圳、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三地先后成为我国开展外币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区域,但并没有制定促进外币离岸业务的优惠税收政策,国内（除香港外）金融机构更是不允许涉及人民币离岸业务,相应的税收扶持就更不可能.离岸金融业务涉及到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国外著名的离岸市场免征除少量印花税外的所有直接税费.发达国家针对离岸业务也实行了中等程度的各税种优惠政策.
笔者认为中国也应当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中等程度的税收优惠,具体来说,离岸业务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可减按10%征收,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加入银团贷款免征其所得税,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免征营业税,免征因从事离岸业务而使用的各种凭证的印花税,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和离岸金融账户持有人免征利息预扣税,最后还应该减征或免征贷款利息及海外收入预提税.对于国际避税问题,中国也应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和积极的监管,只要避税行为不涉及违法行为或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税收管辖权冲突,中国在注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制外,还应特别注意国际协调,从而既避免双重征税又避免有害的税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