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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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一书是别尔嘉耶夫对自己所走过的哲学道路的一次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它显示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写作上也依然延续着作者惯有的箴言式风格.

这种风格虽然由于其浓缩性和跳跃性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却因其高含金量给人深刻的启迪.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推动了各个文化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尤以诗歌和宗教哲学最为世人瞩目.俄罗斯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罗斯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独特的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了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二十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罗斯.人们称其为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在“白银时代”的风云人物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是最具个性魅力的一位,他也是其中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

1874年,别尔嘉耶夫诞生于基辅.他的父系属于军功出身的上流贵族.曾祖父和祖父曾是沙皇麾下骁勇善战的将军.父亲也是一名退役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在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烙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母亲是一名伯爵的女儿,身上有一半法国的血统,从小接受的是法国教育,她在进行交谈和书写的时候,法语水平远远高出俄语的水平.她在信仰上尽管属于东正教,其内心情感却似乎更认同天主教.这样,别尔嘉耶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东正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相遇和冲突的环境里.此外,如同俄罗斯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一样,奶妈对未来的哲学家在道德构成上起着特殊的影响,善良、仁慈的她激发了别尔嘉耶夫对普通人的热爱与同情,帮助他加入了“忏悔的贵族”的行列,铸就了他与人民紧密的联系.

按照贵族的惯例,十岁时,别尔嘉耶夫被送进基辅武备学校,以便将来成为沙皇的侍从官.但是,出乎家人意料的是,这个军人的后裔在天性上极端厌恶战争和军人,对武备学校学生身上的粗鄙和野蛮深恶痛绝,念到六年级时,他便自动退学了.1894年,别尔嘉耶夫以校外考生的身份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律学系.早在少年时代,别尔嘉耶夫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认定自己负有哲学的使命,并且啃读过如《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那样艰深的著作.大学期间,他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著作,进行哲学思考.同时他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终生怀有好感,即便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后,他依然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理想）.1898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除名.同年,他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在报刊上.1901年,他被判流放于沃洛格达省,他在那里成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讨俄罗斯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当时的文化中心――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以后,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创办《生活问题》杂志.他在那里结识了梅列日柯夫斯基和吉皮乌斯.通过这一对夫妇的介绍,别尔嘉耶夫接触到了聚集在彼得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和争论俄罗斯的出路问题,寻觅生活的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意义的探索已经给出了生活的意义”.因此,他已决意在俄罗斯的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做一名滚动巨石的西绪弗斯.

1909年,别尔嘉耶夫与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人合作出版了一本文集《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对1905年流产的俄罗斯革命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从各个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局限,呼吁人们抛弃激进的乌托邦幻想,致力于精神的新生,在社会里重建贵族的理想主义,以消除个性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这部文集在当时反响极大,被认为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在欧洲整个社会向善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论点不曾被这些作家所采用或被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见”.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自由哲学》一书.这部著作是他前期哲学探索的一个方向.他有时被人称为“自由哲学家”,其源起就在于他坚持“世界的奥秘就隐藏于自由”,终生都在写作自由的哲学,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它.在随后完成的《创造的意义》中,别尔嘉耶夫猛烈地抨击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和神正论,阐述了创造的意义,尝试着以个性的体验为依凭去建构人格主义的哲学.在这两部著作中,别尔嘉耶夫精神探索的两大主题已经基本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18年,论文集《俄罗斯的命运》出版,在知识圈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后,被释放.次年夏天,别尔嘉耶夫再度被捕.1922年9月,苏维埃政权驱逐了一百六十位旧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如：卡尔萨文、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等等.别尔嘉耶夫也名列其中.在离境时,当局给他们的警告是：倘若再出现在苏俄境内,将被就地正法.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作“哲学船”的著名事件.

从此,别尔嘉耶夫就在流亡的状态下度过了一生.他起初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办了宗教哲学研究院,结识了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舍勒,在相互的交往中各自丰富了自己的思想.1924年,他出版了《新的中世纪》.该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帮助他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同年,他迁居到巴黎市郊的克拉玛尔.他在这里进入了自己创作的巅峰状态,撰写了一系列自认为最有意义的著作：《自由精神的哲学》（1927－1928）、《论人的使命》（1931）、《精神与现实》（1937）、《论人的奴役与自由》（1939）、《俄罗斯理念》（1946）、《精神王国和凯撒王国》（1949）,以及一部独特的精神自传《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尝试》,等等.除著述以外,他还与当时宗教哲学界的主要人物,包括雅马利坦、埃日尔松、埃穆尼埃、加马塞尔、卡巴特等有密切的往来,他的寓所是当时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别尔嘉耶夫神学名誉博士学位.此前,在俄罗斯人中间,只有屠格涅夫和柴柯夫斯基获得过此项殊荣.同年,他又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通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走完了整整七十四年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

“认识你自己!”是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口的一句格言.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便是响应这道神谕的一次出色的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充满灵性、最能显示其创造个性的一部作品.正如作者的自述,这部著作“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忏悔录”,而是他的哲学命运史,他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作为一部自传,别尔嘉耶夫所要叙述的不是个人的外在经历,不是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发展,而是自己内在的精神历程.这一点与作者对时间独特的理解有关.别尔嘉耶夫把时间划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三种.宇宙时间是一种数学时间,它是可以分割的时间原子,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具有节律的同时,受到了宇宙的切割,被植入了致命的病菌,人在这一时间中生活,死亡便无可幸免.宇宙关注的是普遍,是共相,是自然,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历史时间是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一方面,它凝聚将来,在将来中等待意义的揭示；另一方面,它又依附于过去,历史的事物由记忆和传统建构而成.历史本身关注的是抽象性和中间性,因此,它忽略具体的生存,是个性的客体化和异化.历史在寻找过去时,会产生保守主义的幻象,认定过去是美好的、真实的、圆满的；当它投向将来时,又以为将来是意义的终端,是美好之完成,从而把现在作为工具、手段来牺牲,奉献给虚无缥缈的存在.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在自己的限域之外,也即是说,历史的意义只在历史终结以后才显示出来.别尔嘉耶夫最为推许的是生存的时间,生存时间是一个点,它着眼于现在,是一种内在的时间,属于主体世界,它不经由数字的计算,不能组合,不能分割,它不是永恒,但又关联于永恒,是永恒的符号和象征.每个人内在地体验到瞬间,在瞬间中进行创造的同时,也就溶入了永恒.

“在我写的这本书中,不会有臆造,但会有我对我的生活的哲学认知和思考.这一哲学认知和思考不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这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它发生于当下的一个个瞬间里”.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别尔嘉耶夫称得上是一位命途多舛、经历坎坷的哲学家了,他蹲过四次监狱,遭逢过两次俄罗斯革命,亲眼目睹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此外,他还是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被祖国放逐,后半生一直处于漂泊无定的流亡状态.但是,有别于其他人对这些传奇性经历的处理,别尔嘉耶夫把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把个人生活的各个事件,当作内宇宙的一个部分,当作自己的精神道路来体验,把世界的命运当成个人的命运来看待.他在对自己的研究和阐述中,试图解决人和人类的命运问题.别尔嘉耶夫身上有浓重的浪漫气质,他在直面现实的同时,永远葆有对更美好的现实的憧憬,这使他时刻保持着一种超越、精神的眼光来审视周遭世界,“我感兴趣的是对环境的反应之评判,而不是对环境的评判”.

《自我认知》一书出版于别尔嘉耶夫逝世后的第二年,它是别尔嘉耶夫对自己所走过的哲学道路的一次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但他不是像某些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为建构某个体系而封闭起来.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把过去的思想罗列起来,给读者一个提要式的说明.它依然显示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写作上也依然延续着作者惯有的箴言式风格.这种风格虽然由于其浓缩性和跳跃性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却因其高含金量给人深刻的启迪,使读者在与理智并用的张力下,去重新认知别尔嘉耶夫的精神史,感悟他生命各个阶段深化了的主题.别尔嘉耶夫自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多结构和多层次的生存”,“人的内心要比表面上的我矛盾深刻得多”.因此,他在这部书中展示了世界的矛盾、人的矛盾、自我的矛盾,人与世界的对抗,人在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彷徨.他按照主题的发展,而非严格的时间顺序的铺展,反思一生中几次重大的精神皈依；寻找生活的意义,转向共产主义,皈依基督教,信奉人格主义哲学.

在“自我”之中,认识的行为与认识的对象是合而为一的事.它与自我的精神挣扎,与外在世界之冲突的折射有关联.别尔嘉耶夫写道：“我始终处在与自己的时代完全决裂的状态里,当时代憎恨自由的时候,我并不爱国家,反而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当时代日益集体化,否弃个性的尊严和价值的时候,我是一个极端的人格主义者；当时代冷淡哲学思想的时候,我却热衷于它；当时代打倒贵族文化的时候,我高度评价它；当时代仅仅认可传统――日常的基督教的时候,我却信奉末世论的基督教.”别尔嘉耶夫正是以与时代格格不入贴近了时代的心脏,他以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反映出时代本身的无序与矛盾.别尔嘉耶夫非常清楚,在宇宙和历史之中,纯粹的个性是难以趋达的.世界上的一切诱惑都试图奴役人,剥夺人的自由.因此,人在此岸世界是不可能消除矛盾的.世界和谐只存在于上帝之国.人作为一个谜团似的复杂生存,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于是,别尔嘉耶夫便觉得,“我永远是一个过客”,“我与植根于大地的感觉格格不入”.他祈求此岸世界在一场大火中毁灭.这样,个体人就会像凤凰涅似地在废墟上获得新生,抵达上帝之国.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中再度重申了他对哲学使命的理解.他的哲学并不是“使某种学科知识专门化,撰写学位论文,当一名教授”.他讨厌过于学究气的东西,认为“假定的博学”实际是一种偏见,教条与概念使得大部分学者受到自己职业的异化,远离了精神的探索,从而远离了真理.别尔嘉耶夫有着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突出的个性特征,他关注每一个具体的生存,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认可宇宙的多层次性、多结构性,认可人和自我的诸多矛盾、两极性,致力于在活的环境中考察人的生存,抗击世界的异化和奴役,抗击必死的时间性,把生命的指针拨向永恒.

人的生存是一种个性的生存、自由的生存,而非匍伏于必然性和奴性下面的生存.论及“存在与自由”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声称,“自由高于存在”.因为,“自由并不由存在所引出,自由植根于‘虚无’,植根于‘无底’、‘非存在’”.存在是静止的、凝固的,是自然主义臆想的事物,是抽象的概念,它指涉自然、本质,指向物和抽象本质的既定秩序,是世界的客体化和理性化,是精神被异化了的世界.自由则不然,它是动态的、开放的,是具体的精神.它指涉创造、真理,是此岸世界的阻断和终结,是向上帝之国的飞跃,是自我向精神的回归,是主体之个性的确立.

不过,在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中,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自由在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理念,而是社会生活中它的影响之主要形象”.自由的真正问题是创造的问题,人们通过自由,可以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一种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换句话说,自由的最大义务就是创造.创造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根本目标,是人的使命所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零碎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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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别尔嘉耶夫的哲学遵循的是生存的原则,而不是存在的原则.他的入世精神与隐含虚无色彩的享乐主义截然不同,他否认“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观点.在他看来,幸福主义的道德是可疑的、虚伪的,“需要确立的不是每个人的幸福权利,而是每个人的尊严”.他的同时代人吉皮乌斯曾经声称：“我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这句话可以作为理解别尔嘉耶夫哲学追求的一把钥匙.而在《自我认知》的尾声,作者骄傲地给自己撰写了如下鉴定：

“我稳固地站立在生活中,除了探索上帝的真理,不依靠任何东西.我主要的成就在于,我将生命的事业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等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我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罪孽、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可能会愉快地回忆的是,我属于贪婪地渴望真理的人.这是幸福戒律中惟一与我有关的戒律.”

汪剑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