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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
在社会通向、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
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
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 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 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等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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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策.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思维蛊惑人心.”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
究竟,谁站在人民的对面?
耶鲁大学陈志武的看法是,“‘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真理和无知、学者和群氓之间的争斗.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