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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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挖掘,而中日在诸多国际经济领域还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政治利益难以具体化,但是经济利益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日双方应该在务实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两国经济关系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则双方都将是游戏中的赢家.

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接近200％；超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面临松无可松的境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抚养负担比例加重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麻烦在多年来困扰着日本经济,而且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与日本如影随形.而这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背负着沉重的公共债务、脚踩着地平线上的货币政策、日益衰老的日本经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而缺乏应对之策,就仿佛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老者面对攻击那样无能为力.难怪力推“邮政民营化改革”这样的剑走偏锋,也能让在2005年获得大选的胜利.也难怪有人说,2009年鸠山由纪夫的成功当选,不是党的胜利,而是因为自民党的失败.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经济正处于病急乱投医的状态,这样的偏方,鸠山这样的新方,都有可能给日本民众带来新的希望.但是.今年以来的日元汇率大幅波动,所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更是给日本经济的疲弱前景平添了焦虑和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投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2667亿美元；在危机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绝对规模有所下降,但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不但保持稳定甚至还有所上升.多年来,日本还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有数据表明：日资企业在中国提供了超过900万人的就业机会.

但是有一些分析认为中日经济关系的竞争多于合作,其依据无外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认为,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到了日本,也由此带来了失业.另一个理由则是从投资角度来看,认为日本企业增加海外投资造成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在中国创造的这些就业机会原本是可以留在日本本土的,因此这就增加了日本的失业、恶化了实体经济.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市场上中日同时作为能源、矿产等资源的净买方,因此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和角力.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把中日经济关系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既然是一个“零和”游戏,则既然有人得了正分,那也必然有人得了负分.这三种看法均有失于片面.不仅如此,中日经济在上述三个方面,乃至其他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更高

前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向日本输出了廉价商品,同时也向日本输出了失业.对于这种论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其一,在中日贸易关系中,大多数的年份中国都处于逆差地位,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累计超过18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中国向日本输出失业,不如说是相反.

其二,虽然日本面临经济长期增长势头疲弱的困扰,但物价水平一直非常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等国外市场提供的廉价商品.在都国立市一家普通的食品馆中,日本本国生产的两头大蒜计150日元,而从中国进口的五头大蒜售价仅为100日元.在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情况下,如果日本要停止进口而单靠自己生产,则日本经济增长未必有明显改善,反而更有可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这种滞胀的状态将严重影响日本民众的福利水平.

其三,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则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也正符合两国要素和禀赋的相对充裕程度,因此两国贸易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最后,除了商品贸易之外,日本也从中日服务贸易中受益颇多.2009年全年,中国赴日游客超过100万人次；而在2010年,中国前8个月的赴日游客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中国日益上升的赴日游客数量和伴随而来的庞大消费能力,也为日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日本从中国的投资中受益

多年以来,日本都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从1995年到2009年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和达619亿美元.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余额来看,中国也占了10％左右的比例.2005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达到65亿美元的峰值,之后受中日关系影响投资规模略有下降,但也维持在40亿美元上下的水平.前述第二种看法,认为日本企业增加海外投资造成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从而增加了日本的失业,使日本经济受损.

这种看法非常片面：首先,日本国内的超低利率,显示出日本国内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而与此同时,2005年IMF的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年收益率超过20％.因此,日本大量向中国等海外市场输出投资,虽然影响了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却提升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GNF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的福利关系更为密切,只是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并不流行.

日本也是全世界著名的国际收支盈余国家,从历史数据来看,从1996年开始的绝大多数年份,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收益”这一项超过50％以上,而真正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只占经常项目顺差的一小部分.而这个“收益”项当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来自海外的“投资收益”.在遭受金融危机影响、商品出口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09年前3季度和2008年日本的“收益”项余额更是占经常项目顺差的90％以上,其绝对金额分别达到了1000亿美元和15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同期“商品和服务贸易”项的顺差.由于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日本的10％左右,而且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因此“收益”项来自中国的收入要远远高于10％的比例.

共同的利益

前述第三种观点认为,中日同时作为国际资源性产品的重要买方,必然存在竞争和角力的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日在这些方面寻求合作将好于竞争的选择.例如,以能源问题为例,中日竞争导致谈判价码被争相提高,曾经一度被热议的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问题对中日双方都是教训.除此之外,中日在其他多个国际经济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需要达成更多的谅解与合作.

在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都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顺差国,都曾经或正在受到来自美国的政策压力.其中,日本从20世纪80年始增加海外投资,通过海外企业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嫁到东亚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虽然2009年日本贸易顺差仅占GDP的0．3％,但是如果再考虑到海外投资的“收益”项,则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仍占GDP的30%左右.在2010年10月22日的韩国G20财长会议上,盖特纳提出：长期处于顺差的G20国家应需采取财政和汇率政策来推动国内增长.且不考虑日本在汇率政策方面的潜在压力,如果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影响,则日本的在华投资从而其经常项目的“收益”项就将受到影响.从根本上来讲,日本、中国分别是间接和直接对美国出口的重要国家,美国采取消极的态度推卸主动调整国际收支逆差的责任,这对中日经济都将是不利的.

与国际收支长期顺差地位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和中国分别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家.2010年10月初,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超过8210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在8000亿美元之上.此外,两国在美国的投资还涉及大量类似于两房的机构债券；因此两国对美国的债权肯定在2万亿美元之上.而对美债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不负责任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损害中、日等债权国的利益：其一,从短期来看,危机以来美国财政赤字高涨,公共债务比例高达GDP的90％左右,而且对外部资金较为依赖,这将可能导致市场对美国国债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从而对存量的美国国债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其二,从长期来看,美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将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降低中日美元资产在未来的实际购买力.可见,中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债权国,应在协调立场的基础上,对美国的债务问题采取共同的措施,以尽可能地确保对美债权的安全性、收益性.

此外,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对区域贸易、金融的合作、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中、日能否实现德、法那样的互相谅解与信任,是东亚地区能否顺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所在.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能给区域内的所有经济体带来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对于经济增长也将产生长期的推动作用.

在日益密切的中日经济关系中,中国和日本经济同样受惠.通过频繁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中日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得到了更优的配置,两国的国民福利得到了更多的改善.但实际上,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挖掘,而中日在诸多国际经济领域还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政治利益难以具体化,但是经济利益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日双方应该在务实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两国经济关系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则双方都将是游戏中的赢家.(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