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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宣传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无论是在旧时代还是在新时代都是这样,抗战时期的进步新闻事业不分左中,不分国、共两党的机关报亦或是私营公营,大体上都能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1](p752)有利于国内外人民了解当时各地的战况,是抗战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领导下的抗日新闻事业
(一)新华社
抗战爆发后,无论是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在中国的领导和影响下,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创办了一批新闻刊物和其他新闻单位,为鼓舞中国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志和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新闻工作.早在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诞生于江西瑞金.它既进行新闻电讯广播,也出版报纸《红色中华》.红军长征时期暂时中止了发布新闻的工作.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又恢复了收发新闻的业务.1937年1月,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党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名称改变以后,报纸与通讯社仍然是一个机构,一班人马.新华社设在延安,沿袭了原来的工作制度、继承了原有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耳目和喉舌.
七七事变后,新华社的地位也更加凸显出来.中国有关抗日救国的宣言、通电及评论文章都由新华社发出.在收讯方面, 范围也比以前更加广泛,不仅接受国内的电讯,还与国外的较大通讯社有来往.消息也比以前更加灵通,充分.
新华社配合政治、军事斗争,在新闻战线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播发了一系列具有战斗性的稿件,发挥了揭露敌人、孤立反动派、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它尽量收集,发表各种新闻,尽量揭露事实的真相,而且它的稿件均以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的需要为基准,积极宣传的各种抗日主张,鼓舞人民积极进行抗日以争取民族解放,并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二)广播电台和报纸
广播电台对抗日进行了积极宣传,“成为战况的主要提供者被称为海、陆、空战之外的第四条战线”. [2]
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这是中国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广播电台,它是新华社的组成部分.建立初期,它的播音质量不够好,但很多人都在倾听,国统区的学生经常关起门钻在被窝里收听,他们说：“听了延安的声音,就像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 [3]广播电台与新华社相呼应宣传中国中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把全国抗战的消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传送到各地,消息的及时流通,事实真相的传播,使广大民众了解到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地最新的形势,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勇气和斗志.
另一种不得不提的新闻媒介就是报纸.在旧时代的中国,设馆办报是政治风险极高的事情,因办报而遭杀身之祸的,早期有邹容、黄韬,后来的有邵飘萍、林白水；也有因办报而坐牢的,还有挨打的,如战时重庆新闻界五大花旦之一的浦熙修；有仓皇逃亡的,如邓季惶、陈铭德夫妇.但是中国人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为了获得民族解放,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一直奋勇前进.
战争的烽火催生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11日.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宣传了持久战的思想,科学的分析了抗战的前途,宣传了中国的各种抗战政策,包括抗战的主张,对于坚定广大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武汉失守以后《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开始它由长江局领导,1939年1月至抗战胜利,都由南方局领导.重庆版《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出版的唯一的报纸,这份报纸能在国统区出版是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磋商的结果.为了显示合作的诚意,周恩来还专程拜访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刊头.创刊号有国共两党要人题辞致贺,对国共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可以更直接、更广泛、更及时、更有力地向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各项政治主张,有利于人民抗日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的报纸还有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停刊于1947年3月27日的中国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等等.这些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揭露敌人、鼓舞人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国民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
(一)通讯社
抗战时期国民党也积极建设新闻事业,以宣传自己的主张,方针政策.国民党的新闻工作主要是通过通讯社来进行的.
国民党通讯社是国民党创办的当时的通讯社,1924年4月1日创办于广州,初由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首任主任梅恕曾,主要任务为报道党务消息.后报道内容扩大至国内外新闻,并向全国各地报纸供稿,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机关,对北伐战争起过一定宣传作用.1927年迁往南京.1932年进行改组,由隶属国民党改为独立经营,首任社长萧同慈,此时,它已在全国各地设分社及发稿电台,并陆续取得外国在华通讯社的独占发稿权.1936年1月,总社扩大为编辑、采访等六部,并于当年6月设立第一个国外分社――分社.抗战期间,社总社先后迁至武汉、重庆,通讯社迁到重庆后较战前有了新的发展,此时,沦陷区的分社纷纷撤退,先后在后方设有16个分社,在12个重要城市设有通讯员,另外在5个边疆重镇设有特派员.此外,在前线还组织了许多随军通讯社,在国际上也增设了分社,并在几个国家派有特派员,他们向国内外提供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的战讯及其他新闻.由于此时是抗战时期,所以即便是作为国民党的通讯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抗日宣传,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闻.1949年11月迁往台北.现为台湾政府通讯社.
此外国民党还有国民新闻社、大光通讯社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抗日宣传.
(二)其他媒体状况
除了以上说的通讯社之外还有报纸、广播电台等,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不同程度的抗日宣传.《日报》在抗战时期从南京分两路西撤,一路迁到长沙出版,一路迁到重庆出版.进行不同程度的抗日宣传.广播电台也迁往重庆,在迁移的过程中,汉口广播电台,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长沙广播电台联合接替了台的广播.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扫荡报》在抗战初期继续在武汉出版,武汉沦陷后迁往桂林.国民党地方报《武汉日报》,抗战初期继续在武汉出版,后来部分转移迁至恩施,另一部分迁往贵州,出版贵阳版《日报》.这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抗日进行宣传.
三、结语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领导的和国民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有一些民营新闻单位和地方新闻单位,如民国第一通讯社、神使通讯社、大中通讯社等等.报纸方面,如《新民报》《大公报》等等,他们对抗日的舆论宣传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国共两党也曾有一次合作办报,那就是1937年8月创刊的《救亡日报》,当时由周恩来授意,以“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开办,三十名编委中有党员,亦有国民党人士,郭沫若任社长,总编辑是夏衍.显示了中国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对于抗日宣传做出过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