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对“诗性”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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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自然界产生了智慧的人类,与此同时有着曼妙的艺术伴随着人类的每一步成长.人类不可以没有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必然包含“诗性”.批评本身也是艺术之一种,也应当以“诗性”的思维综观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真正走进艺术,走进艺术的原初状态感受“诗性”的伟大魅力.文学作品不可忽视“诗性”,文学批评也同样需要“诗性”.
“诗性”一词是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提出的,在这部著作中,出现了“诗性的智慧”、“诗性逻辑”等概念.维柯认为原始人的推想力弱、想象力强,都是一些用诗性文字说话的诗人,诗性逻辑不依赖概念的推理,而依赖主体的感官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诗”在古希腊语言中指创造,“‘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 .维柯所讲的“诗性的智慧”是人类早期“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因为在神的时代,原始人“不会说话,不会思考,还没有自我意识,还不分辨精神与物质,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 由此分析,可以把人类精神中的诗性智慧理解为是和理性智慧对立的.“诗性”是一种把无生命对象作为同自己一样的有生命的主体来关照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它是强调悬搁一切既定理论的“以己度物”和直观感悟,是与强调抽象概念的逻辑推理相对的一种创造性审美观照.它不完全等同于艺术性,它更多地强调一种原始的感知思维方式,强调把外界看成与自己一样的生命主体或把自己看成与外界一样的客体.
当代的文学批评界对“诗性”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当今人们较多地引进西方方法,感到理性分析过于机械,失去了中国的独特意蕴,于是回转到内心世界重新寻找心灵的直观感悟方式,希望能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中获得更新的批评方法,另一种正好相反,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就是重视感悟而不重视理性,中国传统批评虽空灵自由但逻辑性差,缺乏深入和精确分析问题的能力,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创新不足,当代的文学批评最缺少的仍然是理性,所以继续呼吁中国当代的批评家更多地运用西方的重视理性的逻辑思维方法.
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诗性”强调的是批评的初始阶段,是对批评者思维方式上的一种要求.它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操作.
“诗性”批评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要有“诗性”的思维方式.
我们通常把直觉性艺术感觉界定为“诗性”的批评,这与中国传统批评方法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文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本体精神.维柯一再提到至今仍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可见中国人本身较西方人更多地保留了诗性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许多批评术语可以为证.如严羽的“妙悟”理论,即艺术直感、审美体验,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强调诗的抒情功能和个人情感等.
“诗性”批评应该是潜在的、深层心理上的一种无功利、纯自然的批评.维柯告诉我们“诗性”智慧先于理性智慧,“诗性”智慧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马利坦的“创造性直觉”说认为“诗性”直觉是存在于精神的无意识中非概念的智性活动,即“智性的前意识生命”.既然“诗性”潜藏在理性经验世界之外,就更需要批评者以虔诚的心态去沉浸、寻找和发现,进入高尚纯粹的“诗性”理想境界,成为心灵的超然力量,进入文学自身的审美通道,更多地复归原始境界.我们若以强大的感性力量探索未知的心灵世界,会发现另一种美丽景象.因此我们应悬搁一切理论,以无限地、无止境地直观自然的态度去看待文学作品,寻类曾经共同拥有过的“诗性”智慧.
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性”批评,与中国古代批评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批评多是印象式的、片段的读书体验,多是一时的灵感,而很少具体追究为什么会有这种体验.再就是多对单个作品的品评,系统性也不够强.而当代的文学批评重视“诗性”的思维方法,主要指人类的直观自然的能力的充分运用,重视发掘几乎被遗忘的艺术直感以及产生这种直感的原因.人类文化不是从理性开始的,而是从非理性开始的,我们不能忽视非理性的因素,不能一味用理性发掘文学艺术的美.“诗性”智慧是非概念的、无目的的和非功利的,所有的概念、目的、功利全是艺术思维创造的产物,文化从这样的基础上开始,文学批评也应该从这个基础上开始.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以理论先入为主去图解文学艺术.
其次,文学批评的“诗性”还表现在批评文本自身的艺术性上,即用诗歌般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广阔的联想表述批评观点,使批评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有抒情、隐喻、想象的地方就有“诗性”的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自然也不能缺少“诗性”.
中国古代的《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经典文学批评作品,既是理论著作,也是文学作品.其中精彩的类比、譬喻等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在阅读理论的同时得到艺术的享受.具象性和直觉性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使文学理论不够严密和系统的弊端,但它给读者和评论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优势,也不失为一种文学批评体系.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性”是艺术家与鉴赏者共同达成的一种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语言已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艺术.批评家要重视直观的感受,重视形象化的说理.这一点,鲁迅的杂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文学批评本身是创造,批评者要有“诗性”的鉴赏能力,更要有“诗性”的表达能力.
再次,“诗性”批评要有意识地挖掘文本中特有的“诗性”内容.当代文学批评重视文学中体现的对民族、故乡、童年、家园强烈依恋的情结正是对“诗性”内容的关注.童年和故乡是人类的原初状态的代表,也是“诗性”精神的一种体现.
批评者要感同身受,想作家所想,思作家所思,在此基础上还要升华、归纳,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精彩,给读者更明白、更高层次的解释,从而促进文学艺术的进步.许多作者就是以一种“天人合一”的、非对象性的视角审视社会、自然的.如周作人曾宣称自己是儿童本位主义者,废名则“用儿童一样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的笔墨来记录,等有天真的美”,汪曾祺也认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些文学“诗性”的挖掘,是“诗性”批评的重要特征.维柯把原始人类比作“人类的儿童”,把“诗性的智慧”比作儿童的思维,把想象和“以己度物”看成“诗性的智慧”的主要方面.文学批评也要运用这种儿童式的思维方式去发现文学中儿童式的、隐藏的、真正艺术的、本质的因素.所以,批评者应以“诗性”的思维,对待作家及其作品中“诗性”的精神内核,才能真正把握其灵魂.
另外,文学作品中的“诗性”氛围的营造也是批评者应关注的重点.如沈从文所眷恋、描绘的平和自然,《边城》中的朴素人性,原始风情,迷人的山水景象,构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诗情画意.这种朴实通灵之美恰恰是作者表达了“诗性”意境具有的原始的强劲生命力的美.废名的诗化小说的意境创造也令批评家注目.而许地山则是用爱的温柔的神灵之光烛照着自然,营造一种祥和、安宁的意境氛围.他们都是以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去营造诗意.批评者应从“诗性”角度探求其诗意氛围的特点,发掘其永恒的艺术魅力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维柯的理论颠覆了以往对艺术的阐释,他认为,艺术不是什么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文化的始基,不是人的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出现的,而是人的根本,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维柯为我们提供的崭新的思维方法拨开笼罩在艺术殿堂上的层层迷雾,展现出原初生命状态下艺术的真谛.追求艺术,一定要回到人类本身.
[ 2 ] 当代文学中“诗性”已被中外许多批评家瞩目,但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维柯的《新科学》产生于18世纪20年代,但到了1827年,米希勒(Jules Michelet)摘译《新科学》为法文出版,维柯才引起西欧学者的注意.而在中国得到关注是在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翻译《新科学》,认识到维柯思想的重要性,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实在朱光潜翻译《新科学》之前,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诗性”智慧的土壤上批评界就不断盛开出美丽的花朵.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不乏“诗性”特征,即使是“五四”时期,中国批评界引进西方的批评理论,大多强调逻辑分析时,仍有一些批评具有“诗性”特征.
成仿吾的“同情”批评理论,强调感同身受,尊重创作,认为批评其实也是创造.虽然成仿吾本人的批评实践并没有实现他的批评理论,但他的理论的“诗性”特征比较明显.而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则获得了实绩.他重视主观介入和创造性地发挥,极力推崇非理性、非标准、纯感性的批评.他认为批评作品第一要形成独到的印象,第二是将这印象适当条理化.而一般的理性批评则是先有某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阅读时这种理性尺度已经在起作用.朱光潜30年代的批评理论也可作为代表.他认为批评的基础是欣赏和创造,是“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 .这种理论接近于维柯的“诗性”思维方式,即悬搁一切理论,从最本源的内心感觉出发,欣赏和评判艺术.他强调无功利目的的“凝神观照”,“物我两忘”的欣赏境界和批评的创造性,是“欣赏的创造的批评”.
虽然他们没有用“诗性”来概括自己的批评特点,但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到许多“诗性”的思维方式方法,可以在他们铺就的道路上向更高更远处寻求新奇而神秘的风景.“诗性”思维方法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多重感悟,只是“诗性”思维的“自发”运用,而非“自觉”.毕竟有些古代批评的模糊语言,让读者不断揣摩、思考,却未必真正理解,只是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在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诗性”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期待和心灵呼唤.
“诗性”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潜在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人类的始祖从混沌状态走来.在那个天地不分的原初状态中,产生了充满智慧的人,这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诗篇.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时代,人类以最原始的方式创造着艺术.诗是艺术的本原,真正的艺术性中必然包含着“诗性”.文学批评就是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发现和接近它.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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