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的选择与:译者对本土文学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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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小说家曾朴及其子曾虚白合作的一部翻译作品《肉与死》(原作为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的小说Aphrodite)为中心,讨论译者如何通过译本选择与阐释参与本土文学建设.除以该作品矫正文坛性文学泛滥的翻译动机外,曾朴在序言中还竭力强调原作内容的“丑”和艺术表现的“美”两方面的反差,突出了对作家的艺术加工以及文学审美特质的重视,从而使肉欲和本身不再具备在原作者那里所拥有的天然价值.经过这番阐释,译者同时与当时国内泛滥的性文学及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功利主义文学展开了对话；而译本作为一个跨文化产品,也就被赋予了原作所并不具备的目的语文化场的诸种信息与话语痕迹,成为目的语文化生产内在的一部分.

关 键 词 ：曾扑；译者；《肉与死》；文化参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2－0036－10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一种受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操控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予以分析、进行研究”.的确,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与译人国文化语境的关系是相当复杂、值得学者们关注的.它一方面受到本土文化语境与文学规范的制约,表现为对本土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顺从,另一方面则主动地通过译本的生产与阐释,加入到建构本土文学和质疑主流话语的进程当中.如果说,前者鲜明地表现出本土文化语境诸因素对译本的操控,那么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输入相异性的过程.然而,Gentzler和Tymoczko在《翻译与权力》一书的序言中提醒我们,“在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早期阶段,其弱点之一就是有时未加批判地应用二项对立的权力观念.学者们在考察翻译时倾向于看到一种非此即彼的状况：译者或者维持现状,生产出流利、自我抹除的译文；或者使用异化的策略把新鲜的、陌生的观念输入到接受者文化中,以其对抗霸权”.对翻译史的深入考察特别有利于我们从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挣脱出来,理解译者所处的复杂的“中间”状态.本文试图以对具体的翻译个案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一种以明确输入相异性为目标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希望参与本土文学对话的动机,他也必须调动一切资源,在译作生产中注入本土文学的信息,使一部域外文本契合本土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下文中,我将以曾朴(1872－1935,笔名“东亚病夫”或“病夫”)在新文学时期发表的一部重要译作《肉与死》(1928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为中心,集中探讨译本选择与阐释背后译者的诸种策略与动机,并综合考察曾朴这一时期的其他文学活动,以透视译者对本土文学的参与.

一、《肉与死》的翻译背景

曾朴的翻译实践始于晚清.在他的著名小说《孽海花》问世的同一年,也即1905年,他在自己创办的小说林社翻译出版了法国小说《影之花》(Fleur d'ombre),并从此先后翻译介绍了大仲马、雨果、左拉、莫里哀、皮埃尔路易等十几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1908年,小说林社停办,曾朴进入仕途,离开了出版和文学道路.1926年9月,时任江苏省政务厅厅长的曾朴辞职结束了官宦生涯.一年后,他和儿子曾虚白创办真美善书店,《真美善》杂志也于同年问世.可以说,真美善书店与杂志正是曾朴希望重返文坛、加入新文学建设的立足之地.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朴本人的叙述最形象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处境：“我这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还想蹒跚地攀登崭新的文坛”.从杂志创刊号开始,曾朴就表明姿态：“这杂志是主张改革文学的,不是替旧文学操选政或传宣的.既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腐的体质,另外形成一个新种族.”通过这样的方式,曾朴特别强调了杂志与旧文学的距离以及建设新文学的目的,更明确提出输入域外资源对本民族文学革新的意义.

因此,在创办真美善书店和杂志期间,曾朴不仅修改旧作《孽海花》,创作新式小说《鲁男子》,而且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外国文学译介事业之中.真美善时期,曾朴最成功的译作当属他与儿子虚白合作译介的法国作家边勒鲁意(1870－1925,今译皮埃尔路易)的小说《肉与死》.这本书是父子用9个月的时间译成的,1929年出版,并很快再版.在真美善出版的所有书籍中,只有曾朴创作的《鲁男子》和此书发行了编号本,足见曾朴本人对这部译作的重视.

二、“把肉感来平凡化”

《肉与死》的原作者皮埃尔路易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文坛的一位作家,他的诗集《碧莉娣之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小说《阿弗洛狄德：古代风俗》(即《肉与死》)以及《女人和玩偶》(La femme et le patin,1898)都使他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他出身名门,精通希腊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以高雅精细的笔致表现和颂扬他理想的文化,其中不乏放纵和狂烈,而主导的却是一种颓废的风格.在作家笔下,体现这种主义的则是他所熟悉并加以想象的古代希腊文化.特别是在他的两部代表作《碧莉悌牧歌》和《阿弗洛狄德》中,与对古代文化的旁征博引同样令人注意的正是对肉欲的张扬.

和许多译者一样,曾朴的翻译行为也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的转换,狭义的“译”的行为总是与广义的“介”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广义的“介”的行为正是译者希望参与本土文学建构的表现.在译介过程中,译者往往通过各种因素来表达其特定的思想观念或文学立场,实现其向目的语文学输入、介绍某一部或某一类作品的目的.译本选择与阐释即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那么,为什么曾朴会如此隆重地推出在新文学界不被特别关注的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呢这与原作的肉欲主题不无关系.

《肉与死》情节并不复杂：故事主要涉及两位主人公――亚历山大埠最美的葛丽雪和王后的情人、被无数女人爱慕的雕塑家但美.但美爱上了葛丽雪,因受控制,他冒险满足了葛丽雪提出的要求,要送给她三样赠品：他偷盗了一个珍爱的银镜；杀死了大祭师夫人,得到了她头上的细雕牙发梳；渎神地拿走了阿弗洛狄德神像上的珍珠项圈.当葛丽雪知道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要求,向但美跳示爱时,后者却称自己已在睡梦中占有了葛丽雪,舍不得因接受现实而破坏自己幸福的记忆.最终,因热爱但美胱,葛丽雪毅然服从了他的要求,穿戴起这三样赠品,现身在愤怒的万众前,并因而被处以死刑.

在这一情节框架中,路易借助于古代的舞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对去除禁忌的肉体的崇拜以及一种神秘、颓废的主义.从这部小说的情节不难感受到,对皮埃尔路易来说,对人的控制是远比肉欲与更为可怕的.当曾氏父子把这样一部“满纸是肉的香味”(见《肉与死》出版广告,刊于《真美善》5卷1号)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时,首先针对的就是当时文坛性文学泛滥的现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张扬,批判传统 性道德的现代性爱观开始萌芽,文学中也出现了质疑旧的婚姻观、观,抒发个人性苦闷的作品.以郁达夫、丁玲为代表作家的此类小说创作能得到广大青年的共鸣,也显示出新文学读者在个性解放思潮下性意识的觉醒.1926年,宣扬“性解放”的张竞生出版《性史》,此书大获成功,牵引了一连串盗用张的名义出版的续集,而张资平式三角、四角恋爱的小说在20年代末也风行一时.当时上海大量出版的性爱文学中,既包含着对现代人心灵的深入关注以及传播现代性爱观的动机,同时也夹杂大量迎合小市民口味的庸俗化著作.对此,曾朴深有所觉.在《真美善》创刊号“编者的一点小意见”中,曾朴在陈述了他对“真、美、善”的理解后,实际上又针对当时上海的文坛现象作了一些特别的解释：

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了一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女学生,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来,这未免太不关了；(等)人事上是如此,文学上只怕也有这种毛病,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习,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苏雪林在回忆真美善书店时指出,“真美善”杂志反对把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拿出来陈列,就是针对文学作品中、纵恣肉欲的一类文字而言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会更容易理解曾氏父子翻译此书的动机：

我们觉得肉感的文艺,风动社会,要和解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用压迫的禁欲主义是无效的.惟一的方法,还是把肉感来平凡化.只为肉感的所以有挑拨性,根本便是矜奇和探秘.(等)无视了肉,安得有感我们来译它,就想把它来调和风狂的肉感.

在这样的思路下,曾氏父子的译文相当忠实地呈现出原作中的描写.以曾朴这样一位曾经被胡适称为“老新党”的旧小说家,在文坛推出这样一部大胆的作品,其令人震惊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译本“非原创”的“异国身份”却赋予了它一种“知识”性质,从而缓和了其在本土文化中惊世骇俗的程度.原作对古希腊文化和城市生活的展现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弥漫着异国情调.曾朴还特作《阿弗洛狄德的考索》长文介绍这位女神的神谱及传说,先刊登于《真美善》杂志,后附人译作,不仅回应了原作者对希腊文化的迷恋,更进一步强化了其异国面目和知识特征.

不过,如果说原作者希望通过希腊文化对肉体的崇拜来反对基督教文化对肉体的贬抑,那么曾朴选择这样一部地描绘肉感的小说,却绝非为反对禁欲主义,而是希望以此来对抗国内性文艺的泛滥.换言之,实际上是以“此”肉感攻“彼”肉感,如此说来,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呢

三、唯美的文学观

作品内容具有的针对性固然是曾朴决心翻译此书、将肉感平凡化以矫正文学风气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专注于内容,就失去了曾朴对国内性文学泛滥的批判意义.正是通过褒扬作品独特的艺术美,曾朴认为自己的译作会对国内文坛有所裨益,同时传达了个人的唯美文学观.

在《肉与死》译本的代序“复刘舞心女士书”中,曾朴运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理解皮埃尔路易的这部小说：“自从尼采发明了这个梦和醉是希腊艺术的原素――也就是一般艺术的原素,边勒鲁意就利用他文学的技巧来实现在这部小说里.我读了之后,没有别的感觉,只觉得一章一节,都是梦的缥缈的美,一句一字,都是醉的倘恍的美：我便常常醉它醉的美,梦它梦的美,机械地想移译出来和有心人共同欣赏了.”也就是说,路易将一切幻化为美的技巧深深地触动了曾朴,投合了曾朴此时重视作品艺术表现美的倾向：

我们相信艺术的本身,只是美,不美的便不是艺术.不用说古典派,浪漫派固然是美,便是向来号称专为丑恶的自然派,试问得到成功的作品,哪一样不是结晶到关.(等)你看吓,那里面活现着的变态性欲,卖淫杂交,狂乱,蛊惑,杀害,盗窃,仇恨,愚妄,哪一件不是人类最丑恶的事材！然而在他思想的园地里,细腻地,绮丽地,渐渐蜕化成了一朵珍奇璀璨的鲜花.我们只觉得拍浮在纸面上的只是不可言说的美.我们译这部丑恶美化的作品来证明我们艺术惟美的信仰,不使冒牌的真丑恶,侵袭了艺术之宫.

在曾朴看来,原作者以笔下的“肉感文艺”向我们展示了艺术之美.这是它区别于国内文坛那些性爱小说的本质所在.曾朴从高扬作品艺术性的角度来理解原作,确实契合了原作者唯美的艺术观.不过,当曾朴以“丑恶美化的作品”来定位皮埃尔路易的小说,并标榜其艺术价值时,也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更改了原作的价值体系.因为对原作者来说,他所描写的一切事材根本就不是丑恶的,他所希望的是“借助于一种丰富的幻觉,复活古代的生活”,“那时人类的裸体――我们能够认识和构想的最美的形式(因为我们相信那是上帝的形象)――可以以一个献身的的身体显现出来,在那时最的爱,即我们由之而生的神性的爱,是完全没有污迹、没有耻辱,没有罪的.”

对曾朴而言,人类的本身并不具备在原作者那里所具有的天然价值,相反它是粗糙甚至丑恶的,仅仅由于作家的艺术加工,它才因此得到了升华,“点石成金”的秘密就是“美”.因此,他竭力强调原作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的反差,由此凸显了艺术“美”的价值,将评价重心完全置于这部异国小说的唯美表现之上,以此批评新文学创作中的粗制滥造倾向,参与到本土文学场的对话之中.

上引曾朴告白中的那段话和曾虚白此前发表的论文《美与丑》中的观点异曲同工：“作者为爱美而创造,受者为爱美而欣赏；换句话说,美是艺术的动机,是艺术的灵魂,是艺术的目的.扔掉了美,什么多是不值钱的废物”.由此看来,曾朴父子并不反对作品中的描写,不过译者却并非与原作者一样希望以此张扬肉欲,而是借此强调艺术美的价值和魅力.

如果说创办真美善书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翻译,吸收西方文艺的精华,补充中国文艺的不足,那么皮埃尔路易这部将种种放荡、狂乱、肉欲、死亡表现为梦与醉,升华为美的作品,就不仅是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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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译本的如此解读,译作实际上偏离了原作张扬肉欲的方向,而被赋予了“化丑为美”这一原作在源语环境中不曾被表达的含义.曾朴强调翻译对完成新文学事业的重要性――“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因此,他自己此时的翻译实践也以输入域外文学资源为旨归.但我们看到,恰恰是原作的“域外性”使它不具备与本土文学情境的天然亲和.于是,译者就通过个性化的阐释、为作品重新定位等多重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使译本能更具针对性地服务于本土文学.

四、对功利主义文学的潜在批判

不过,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那样一个文学派别林立、各种文学口号相互争夺主流位置的时代,曾朴对作品的上述解读以及对艺术唯美立场的强调,其背后还隐含着对当时各种文学口号以及功利主义文学的不认同.虚白曾说 “本来文学不必分什么派别,不论它为的是什么目的,标的是什么旗帜,凡是成功的作品,都有它不朽的价值”.如果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它所标举的口号和旗帜上,这个不朽的价值中就包含着曾氏父子所倡导的美.

曾朴的另一篇译作支持了我们的判断.1930年初,曾朴在《真美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众派小说”的译作,原作者是法国小说家IAon Lemonni-er.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批评了把小说当作宣传工具的道德家,译文如下：

最困难的是不完全的道德家,道德小说的作家.

最有害小说的,最使它受毒的,就是论文家.等

造作小说,为的是要给予人生的具体影象,并非为了解决人生里发生的一切问题而造作.

小说是个艺术,正为它全用不着推理思想,它只有一个目的,用字句来创造生活,犹之乎用颜色来创造画图一样.

在“革命文学”的口号被提出及其论争非常热烈的氛围中翻译这样一篇文艺批评文章,曾朴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当“大众”、“民众”等概念成为革命文学的关 键 词 时,曾朴特别引入了法国批评家对民众文学的理解.译者虽然使用与革命文学相同的语汇,显示出他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关注和兴趣,但内里却希望由此表达与革命文学相异的文学观念.在这篇文章中,原作者批评了那种以小说解决人生问题的创作观,其背后的立论基点是小说的“艺术”属性.曾朴通过对这篇文学批评作品的翻译来表明艺术独立的非功利倾向；同时又选择翻译《肉与死》这样一部远离现实问题的作品,沉醉于它的梦与醉的美,来显现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价值,表达自己的唯美文学观.这些选择的背景就是20年代末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倾向的斗争.也同样是这种标举“美”的立场使曾虚白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检讨》一文中,既批评了普罗文学的观点,也对以《前锋周报》为代表的“民族文艺”派提出了,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以为文艺是可以当作一件工具用的”.

显然,对曾朴而言,艺术需要独特的修炼和锻造,仅有抽象的思想和创造的热情是不够的.这一唯美倾向的艺术观使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当时革命文学的鄙薄之意：“谁能说文学不先由仿模而后创造.只有现在等一团茅草的革命文学可以一切不顾.”因为创造社的几位主将是革命文学的主要倡导者,所以曾朴强调没有凭空的创造、需要对各种文学营养的汲取,是有感而发的.虽然曾朴对革命文学的评价不能说毫无偏见,但我们至少可由此感知他在高扬作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时潜在的对话者和对话环境.

富有意味的是,同时期这部法国作品《阿弗洛狄德》的另一位译者鲍文蔚在他的译者小序中所高扬的也正是小说的艺术性：

我以为,凡是有勇气的,非懒怠的人,既经动到文艺,不问你是努力那一方面,都应该正视艺术；你想宣传,你想作革命文学,更要正视艺术.

等我现在在万里外猜想,见识过两三年前“肉的描写”,又看饱了今日的革命文学的读者,或不讨厌一读如这一篇的纯艺术的作品吧.

翻译同一部作品的这两组译者,在阐释他们的译作时,使用了极其相似的语汇来表达他们推重作品艺术价值、从而抵制功利主义文学的立场.这种重合绝不是偶然的,它凸显出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译作来言说本土文学,并通过翻译行为参与到本土文学的对话之中.

五、结语

从曾朴对《肉与死》的翻译出发,我们梳理了当时文学场内的相关因素.可以说,对译本的选择与阐释既反映着译者个人的审美观念,同时也透露出他对目的语文学现实需求的判断和特定的输入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实际上通过翻译行为进行了与现存文学场的对话；作为一种包含译者主体性的创造物,译作不仅向这一文学场输入了新的因素,而且经由与本民族文化或文学环境的对话,译作――这一本源于异质文化的产品也因此与目的语文学场有了错综复杂的铰接关系.而且,恰恰是译者希望输入异国资源来建构本土文学的目标,使译本作为一个跨文化产品,既呈现出异国面目,又被赋予了原作所并不具备的目的语文化场的诸种话语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