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家李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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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30日的一个风雨之夜,在黄河尾闾的山东省利津县城区庄科村的一户书香之家,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他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诗人的李长之先生.他一生著述甚丰,享誉中外,尤其在文艺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享有盛名.

一、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等.1913年他3岁那年,因乡间匪患猖獗,村无宁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随祖父乘坐一辆马车,经过几天的旅途颠簸,到了省城济南.李长之的父亲李泽培是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知识分子,晚清应过科举,是秀才,后来又上了山东高等学堂,对数学和外文颇有兴趣和造诣,曾先后在济南商埠小学和中学任过教,还教过大学的德文.李长之的母亲是位非常精明、非常贤淑而又酷爱艺术的女性,毕业于山东女子师范.幼年的李长之,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良好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里.

李长之9岁那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济南,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当时,由于师范附属小学校长王世栋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戴者,所以李长之很快接触了白话文和新诗.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长之自幼聪颖、勤奋好学、酷爱文学,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对语文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在济南师范附小读书时,他的作文不仅是全班第一名,也是全校第一名.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下,他12岁就开始写作,并经常向报刊投稿.这年,他写的新诗、散文分别发表在郑振铎主办的《儿童世界》、朱天尼主编的《少年》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等杂志上.因此,他被同学们称为“小作家”,备受学校师生的青睐.后来李长之23岁时就同郑振铎等一起编辑《文学季刊》.

不久,李长之升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就读.这时由于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严禁白话文,于是李长之就潜心学习古典文学.他最喜爱读《孟子》、《庄子》等书,这开始了他日后对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兴趣.

1926年,李长之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文科,后又改学理科.1928年5月3日,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济南.不久,他转入齐鲁大学附中就读.齐鲁大学附中是“洋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这年是李长之非常苦恼的日子,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济南的残暴罪行和西方帝国主义在校内的统治,感到非常憋气,实在不能容忍,于是怀着满腔愤慨,离开济南转入山东聊城第三师范就读.毕业后,李长之到了北平.这时,李长之处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决定学习自然科学,以探索工业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放弃了可以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入了北大预科甲部(理学院).在理学院学习的两年中,他很用功,很刻苦.这期间,他写了许多科普性质的文章.如《火山和地震》、《怎样研究数学》、《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等,发表在《华北日报》的科学副刊上.此外,他还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的文章,热情颂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及其革命精神.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沦陷,这里的人民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而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各城市学生、罢课、等抗日爱国活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的声浪遍及神州大地.这时,李长之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革命义愤,积极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团去南京要求抗日.他们涌向了军警林立的国民党党部,同南京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回校后,李长之不顾旅途劳累,连夜赶写了几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立场,歌颂人民群众抗日救亡如火如荼的斗争.

二、

李长之是一位自甘寂寞、自强不息,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者.从1932年初开始,他几乎用了全部的课余时间,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33年8月李长之在《现代》杂志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的论文,阐明自己对文学方面的见解.在文章中提出：“批评家必须有比创作家更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批评家和作家完全是好朋友”、“批评家尤不能忽视作家的个性”以及批评时“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即“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必须重视作家的艺术技巧”等正确主张,是一篇有深度、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与此同时,李长之还写了不少书评.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他对老舍长篇小说《离婚》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评论了小说的讽刺、幽默艺术和写作技巧,是早期老舍研究的一篇力作.这期间,李长之应郑振铎邀请,同朱自清、吴晗、巴金等人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同年与杨丙辰合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担任《清华周刊》文艺栏的主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夜宴》.

李长之是评论鲁迅著作的专家之一.早在“五四”时代,他还在济南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非常钦佩鲁迅对人对事的不妥协精神.由此,他很早就开始写评论鲁迅的文章了.1929年1月他写的《猫》,刊载在《山东民报》上.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在潜心研究文艺理论的同时,还系统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并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上世纪30年代初期,李长之写的《<阿Q正传>之新评论》、《评<三闲集>》、《评<两地书>》等,分别发表在《再生》、《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等报刊上.这时他才20多岁.李长之系统地评论鲁迅的著作《鲁迅批判》一书,开始写于1935年春,同年脱稿,经鲁迅审阅,订正了有关时间,于1936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全书总的倾向对鲁迅及其作品是崇敬和热爱的.这正如《鲁迅批判》一书(2003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中研究李长之的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再版题记里所述：“他(指李长之)对于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爱得深,故也看得真切、透辟,并有着青年人判断特有的冲击力.他评价鲁迅创作的意义是,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开了初 期的最光彩的花等’那是他真切的感受,并道出了鲁迅价值的真谛.”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后来在1950年李长之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期间,写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认真地作了自我剖析,对《鲁迅批判》一书中的不足之处,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李长之是我国系统评论鲁迅的第一人,他对鲁迅的评论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不失为我国研究鲁迅的卓有成就的专家.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最近出版的《鲁迅批判》一书的再版题记中写道：“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惟一经过鲁迅本人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

除此之外,李长之还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鲁迅的几十万字的论文,现在仍有价值和分量.

三、

1936年,李长之清华大学毕业后,生活非常艰难.这时,他父亲因中风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侍奉父亲不能专心工作,他的生活费全靠自己维持.李长之在清华大学担任了华侨生、蒙藏生导师,给华侨生补习中文,给蒙藏生补习英文,但是薪水极其微薄.另外,他还在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兼了课,教美学和艺术史,名义是教授,可薪水每月不过只有几元钱,而且没有保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李长之应熊庆来校长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兼授国文和文艺批评课程.这时,他申请去德国留学的手续已经办妥,但他放弃了.因当时北平已沦为日寇之手,李长之不愿重回被敌人占领的古都,更不答应必须承认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条件.1938年,李长之到重庆大学任教,并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期间,他撰写了《波兰兴亡鉴》、《批评家孟轲》等书,出版第二部新诗集《诗的颂歌》以及抗战期间的文艺批评论文汇编《苦雾集》.

李长之是一位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大学任教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一天,李长之突然接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邀请信,他感到茫然,却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到了教育部见到陈立夫后,才知道陈想拉拢他,让他到教育部工作,并许诺给他一定的官职和优厚的待遇.但出乎陈的意料,李长之婉言拒绝了.但是,过了几天陈立夫又派秘书找上门来,说部长想请他写点文章,每月送编辑费300元,说罢就将1500元的钞票放在桌上.然而,李长之又一次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钱退给了陈立夫.他这样做,有的朋友担心他会惹出祸来,但李长之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代人写文章,也从来不拿不明不白的钱！”

1943年至1944年,李长之写了《北欧文学》和《韩愈》两本书,并把自己的论文集《梦雨集》、《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编好出版.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肺病,离开大学,转到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去南京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那里,他写完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先由《国文日刊》连载一部分,后来开明书店出版了这部书(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李长之先生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日本有其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部书中对于研究司马迁及《史记》所牵扯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了.李长之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在分析《史记》的风格上及司马迁的人格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启人思考的深刻见解.这本书现在仍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1946年10月,应黎锦熙之邀,李长之任北平师范大学副教授,后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哲学概论.笔者从他的日记里得知,这期间,他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宣言》、《马克思主义手册》等马列主义著作和《闻一多集》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社会现实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李长之以文学批评为武器,用隐喻手法,大胆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

四、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李长之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他在校内起草了迎接解放的宣言,以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的宣言和向新政协致敬的电文.这年,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加入了新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同志的《新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已是不惑之年的李长之,怀着对的崇敬心情,提出了加入中国的申请.后又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长等职.1951年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在中国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这位在文艺批评界和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颇有建树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更加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在祖国的文学和教育园地里,奋力拼搏,勤恳耕耘.

李长之身体瘦小、性格内向、斯文寡言,但在他眉宇间却透着一种灵气和刚毅.每天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夜阑人静,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酷暑盛夏,他伏案于简陋的室内,赤膊挥笔,汗如雨下；隆冬雪夜,寒气袭人,他一边呵手,一边写作.他曾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但仍不停地写、写等用他女儿李书的话说：“爸爸简直入迷了！”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不过七八年的光景,李长之除了写有几十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撰写出版了《龙伯国》、《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孔子的故事》、《诗经试译》等近10种书籍.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1955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是建国以来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当时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3年他出版的《陶渊明传论》(棠棣出版社出版),曾于1967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枝茂夫与和田武司先生翻译出版；1956年他出版的《孔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日本汉学家守屋洋翻译出版.

李长之是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学者和作家之一.1956年他才46岁,已经出版了近 30种专著和译著,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单篇论文.然而遗憾的是,正当李长之年富力强、学业精进的时候,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把他抛出文坛,他被错划为“”.从此,他的写作权和教学权被剥夺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界、教育界消失了.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这期间,他除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略稿》元明清部分以外,还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搞教材注释,帮助他们看稿和改稿,他把自己的“”身份置于脑后.后来出版的《红楼梦注释》、《中国历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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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李长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挨批斗、被抄家、进劳改队,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楼道.当时,他已患有严重类风湿关节炎,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手僵直成鹰爪状,脚趾卷缩在一起.即使如此,李长之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拼命地看书和写作.大量的马恩列斯和著作,就是在这时系统地读完的,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札记.

李长之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从不人云亦云.文化大革命初,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破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愤慨地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李长之说：“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棍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引自北京出版社再版的《孔子的故事》再版题记).

1976年粉碎“”以后,李长之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又立即拿起笔来,在补充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的新版题记中写道：“没完成的完成它,已完成的修改好.为祖国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或者权当我的几声呐喊和欢呼,以鸣盛世吧！”1978年12月初,李长之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当月13日,他带着不尽的创作和辉煌的创作规划,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关于他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