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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盛极一时的比较文学学科,在近年来日显穷途末路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已经开始失掉自己的根基而误入歧途.在其不断盲目的“扩张”之后,最终成为了“无边”的比较文学.并且,新形势下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的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于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因此,在当前比较文学必须进行自身的转型.本文就比较文学在其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作以较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 :比较文学,转型,问题,危机
引言:
目前,尽管还有不少学者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努力维持甚至不断制造比较文学的繁荣与热点,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比较文学正在走下坡路.甚至不少人不愿意或者不敢于在别的“学术圈子”的学者们面前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搞比较文学的”.在清晰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比较文学怎么了或该怎么办.其实,真正来说,在1958年美国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举行以来,比较文学都一直处于一个转型期.然而,转型时期的比较文学却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的定义纷繁复杂
(一)比较文学的文化根性
细细观察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众多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对其定义与实质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在对比较文学定义与实质的争论中,比较文学才得以一次次走出岌岌可危的处境,一步步走向兴盛繁荣.有趣的是,每一次关于学科理论及其定义的争论,都引发了一次“危机”,但每一次“危机”都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一次转机.因此,从它诞生至今一百多年来,随着比较文学不同阶段的推进,其定义也是变动不定的.如果说,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一直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一次次给比较文学带来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定义的危机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而现阶段,比较文学又再一次的出现波动,在新时期下,其面临着一次迫切需要的转型.
(二)比较文学定义的混乱和繁杂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都常常伴随着定义之争.就拿众所周知的“文学”这个定义来说,应该早有定论,但多少年来却也一直论争不休.因此,比较文学的定义曾经长期困扰着学界.
1.“跨文明”与“跨文化”的提出
我们生活于文化文明圈,文明塑造我们的品格,文化修正我们的生活.文学作为文化的精品形式,其文化特性三段式也决定了其特有的存在形式.对比较文学研究要以文化根性即文明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立论前提,作为恰当处理文学并置于文学传递的指导思想,文学并置的前提是文明异质性自不待言,文学传递的变异动向和规则也是由文明异质性最终决定的.吉尔兹说过,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文化的人类本质.不同的文化有本质性的差别,但没有文明或野蛮之分,都是建基于各自的文化理想.然而相对于文化差异性的不确定性和过程性,文明异质性则更多地体现为文化根性和文化趋势的根性演变,跨文明圈的比较文学因此更多地体现为文明根性及趋势差异的确定性和不可交流性.跨文明圈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宗教学等人文类比较研究,必须在刨根究底异质性基础上,才能实现对文化现象的过程把握.这样看待曹顺庆对比较文学学科四领域结构中的文学变异学,将把我们从既有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视界转向[1].
2.“跨语言”的提出与界限问题
多个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都算比较文学,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也有悖于比较文学的“世界胸怀”、“国际眼光”这一基本宗旨.于是,在陈悖与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修订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同时又是最新的比较文学定义:“什么是比较文学呢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2].这里面就提到了“跨语言”的概念.
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提出了比较文学定义中的“跨语言”界限问题,其实,“跨语言”界限这种提法是很成问题的.这种看法,不但法国学派的主帅卡雷的定义未曾提出,就连美国学派的主帅雷马克的定义也未提过.卡雷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雷马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较早曾提到过跨语言界限的大约是法西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基亚指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但基亚的比较文学定义并未十分强调“跨语言”问题,他指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
既然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没有很强调以“跨语言”界限作为比较文学的定义,那为什么中国学者却津津乐道于“跨语言”的问题呢其实,作为定义提出来的“跨语言”,是中国学者十分明确提出来的.在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中,著者引用了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话:“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当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提出来的,而在于这种提法是否恰当.显然,“跨语言”也是问题多多的.
二、转型时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永久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恐怕再难找到另一门学科像比较文学那样,诞生不久便开始“危机”之声不断.这说明,在比较文学转型期,同样也是危机四起.众所周知,早期时候,美学家、文论家克罗齐便开始持续发难,以“比较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为由,断言“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而英美新批评代表性文论家、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勒克也开始从观念狭隘和文化沙文主义角度批判“法国学派”.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会议上,他又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在同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的一篇重头文章中,杰拉尔竟然宣称:“世界文学”是“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的继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比较文学怎么又应在何时”[3].此后,比较文学家雷马克发表《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处境》一文,率先宣布各种新的文学理论不仅“空洞”、“本末倒置”、“毫无用处”,而且还造成了对比较文学的“第二个大的挑战”,已成为比较文学“最近的敌人”.而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学界情况更糟,由于历史的落差,“危机论”本来就是伴随着这门学科的勃兴同时引入的.这些实例充分说明,比较文学的转型势在必行,而又危机四伏.
三、比较文学盲目的“扩张”和“越界”
盲目的“扩张”和“越界”是导致比较文学失根、无边、无根等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上世纪,比较文学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已先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又跃升为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然而不幸的是,历经将近百年的发展后,比较文学至今仍是一门没有公认的独立的研究对象,没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甚至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的“学科”.在笔者看来,比较文学之所以“危机”不断并且愈演愈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扩张”惹的祸.一部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便是其研究对象日益加剧的“扩张”史.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再到当今所谓的“中国学派”,从“跨国别(民族)文学之间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到“跨学科比较研究”外加“美学评价研究”,再到“跨文化(文明)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被一次次放大,最后终于成为了一门无所不包、横跨中外、纵贯古今、关涉一切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超级学科”.从学科性属来看,从附属于“文学史”的“国际文学关系史”,到“文学与其他精神样式之相互关系”的“以文学为中心的超级精神现象学”,再到囊括“全球文化(文明)”的“超级文化(文明)学”,同样体现为一个从“小鬼”到“巨人”再到“天神”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辉煌的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比较文学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那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危机”噩梦的缠绕,直至最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情.
“无边”的比较文学导致了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的不断翻新,这一方面造就了比较文学研究病态的表面繁荣,另一方面也逻辑地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全面失范,隐埋下了不少毁灭性的危机根源.事实上,“无边”的比较文学真实地昭示着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无根”状态.如今也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在转
型时期,这些问题也是同样需要注意的.
四、我国比较文学转型时期存在的特殊问题
当前,我们究竟怎样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进展我们当前的比较文学教材,或者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实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甚至与实际的研究情况脱节,现有的学科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的问题,无力解答研究中的困惑.是的,我们确实从西方搬来了一大堆理论,搬来了威勒克、雷马克的定义,搬来了基亚、梵第根的理论,搬来了谢佛莱尔、佛克玛的看法,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的理论,没有一套独创的又确实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论.因此,在西方文化圈中本不成问题的类比研究,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比附”研究,因为华滋华斯与陶渊明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异质文明使得他们之间的比较加大了难度,如果不注意异质文明的探源,不注意异质文明的学术规财和话语差异,则这种比较必然成为浅度的“比附”文学.这就是问题之所在[4].
五、结束语:
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比较文学的发展是充满变数的,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危机.因此,比较文学的转型时期应时刻都注意其中的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加深对比较文学的理解,回归或稳步发展,让比较文学在一次又一次危机和转型中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