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短篇小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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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畅所欲言文学的地方.这是北京的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专业的、业余的、“北漂”的文学人以及国际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等北京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学和文化发祥地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

这里编选了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的北京短篇小说作家60人的60部作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60年来北京短篇小说创作的大体面貌,形成了北京一道抢眼的文学风景.进入共和国初期,许多作家在迷茫探索中也不经意地延续了自己的文学经验或创作路数,赵树理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赵树理是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1943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的时候,赵树理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在艺术上,“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才能取得的.”而《李有才板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当然,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但是,进入共和国文学的激进时期之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而且更与激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这里编选了赵树理的《登记》,是《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涉及婚恋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在《小二黑结婚》中,区长只用一句话,便解决了农村包办婚姻这一巨大难题.但在50年表的《登记》中,同样是干部的村民事主任,却蛮横地不准自由恋爱的农民登记,让艾艾和小晚无可奈何,直到《婚姻法》公布才终成眷属.《登记》作为“问题小说”,显示了赵树理认识生活的深刻性和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此后,他坚持的创作道路引起了巨大争议,他的道路不再被认为是“方向”或“旗帜”.但赵树理的困惑显然不是他个人的困惑.

1956年9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作为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他者”,以年轻人单纯、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走进了“组织部”.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却是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又消极,处世哲学得过且过,韩常新世故而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是典型的新官僚主义却被容忍,“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而且形式主义猖獗等等.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社会已经出现的危机.年轻人浪漫的想象和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发表不久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历史证明这是王蒙创作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浩然是一位有巨大争议的作家,但浩然肯定是一位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生活成就卓著的作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对阶级斗争夸大的书写,确实存有问题,文学史和批评家对此有大量评价,但责任是否都应由作家浩然来负,或者浩然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还需更深入的研究.对历史的情感记忆不能替代对历史合理的评价.这里编选的《喜鹊登枝》,是浩然发表的第一个成功的短篇小说,为此他曾努力过七年.当时新婚姻法刚颁布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批配合宣传新婚姻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青年男女恋爱,父母反对,领导支持,最后终成眷属的“小二黑”套式.浩然却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了一个老人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和帮助女儿自由恋爱,建立美满婚姻的新鲜故事.在那个时代,《喜鹊登枝》的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

赵树理、王蒙、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家,他们在50年代的文学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经验重要的一部分,其影响仍在或隐或显地持续.此外,老舍的《》、端木蕻良的《蜜》、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管桦的《三支火把》等,也各有千秋,他们对那个时代文学的理解以及书写对象的选择,在今天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发生于北京的历次文学运动,也包括“”期间“地下文学”的浮出水面,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80年代的北京是中国不可替代的文学中心,几代文学家共同构筑起了北京的文学长城.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一文既出石破天惊.《班主任》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文学意味.这一文学和作家的自我定位,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期的社会角色.对于文学和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它的意义还要宽泛得多.它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重新成为一个启蒙者,这一角色尽管表达了作者的某种幻觉,但却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自信与尊严感,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当这一危机通过幼小心灵的紧张来表达时,就更具有冲击和震撼力.而这一揭示本身所传达的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再度觉醒和“以文入世”传统的恢复,社会理想人格将在知识分子的想象中重新设定.那是一个曙色初临但又情况不明的时代,它蕴含的新的历史信息使它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史经典”.

整整两年后,1979年的《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发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小说,就是女儿叙述了母亲一生爱的不幸.女主人公钟雨有过婚姻生活,但那并不是爱情.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就同那位“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式的人物分手了.后来她遇到了一位老干部,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见钟情,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从未越雷池一步.因为老干部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而这一家庭的组合充满了神圣的殉道色彩,它虽不是爱情,但它是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女主人公找到了爱情却又无法拥有,这便构成了这位女作家一生爱的不幸.她只能在冥想中与他相会,而现实中却连手都没握过一下.她以自己爱的哲学去教导自己的女儿,以至于使一个30岁的老姑娘真的产生了“我不想嫁人”的冲动.张洁也因这篇小说而有了“淡淡的哀愁”的独特风格.张洁以极大的勇气探寻并揭示了人在情感领域的隐痛,将那隐秘的角落公诸于世,开启了对人的关怀诉诸个人情感领域的先河.

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给文学界带来的艺术震动同样巨大.批评界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80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受戒》,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那个叫明子的和尚,不仅可以随意地同女孩小英子交往,其他和尚也可娶妻生子,骂人,高兴了唱小调,过年也杀猪吃肉,不同的只是例行公事地念一通“往生咒”给世人听.在庵赵庄,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它极类似一个职业,如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一样,明子的家乡就出和尚.出和尚也成了一种乡风.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日常生活快乐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

与汪曾祺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是林斤澜先生.他的《头像》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之作:“这是一块黄杨树顶,上尖下圆.留着原树皮,只上尖下圆地开出一张脸来.原树皮就像头发,也可以说是头巾从额上分两边披散下来.这脸是型的长脸.老麦当然立刻看出来,那比例是不写实的.头发或者头巾下边露出来的尖尖脑门,占全脸的三分之一.弯弯的眉毛,从眉毛到下边的眼睛,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我的天,这么长这么长的眼皮呀.眼睛是半闭的.这以下是写实的端正的鼻子,写实的紧闭的嘴唇.这是一个沉思的面容.没有这样的脑门和这样长长的眼皮,仿佛思索盘旋不开.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伞盖一般笼罩下来,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这个头像,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1980年代林先生就有这样的笔法,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那么,林斤澜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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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是“知青文学”重要的作家.这个重要,是指史铁生发现了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危机和可能.在《遥远的清平湾》中,史铁生笔下的陕北山村的生活不再那么沉重无比,虽然仍旧贫困,却因其日常化叙述的温馨而充满了诗意,民间的幸福感和对小小愿望的追求以及陌生人的亲情,都重新让叙述人向往无比,对“清平湾”一声悠长的叹喟,道出了史铁生对城市印象的无限感慨.那如诗如画式的梦幻遥想,缓释了他重返城市而缺乏准备的内心恐慌,同时也置换了人们审美阅读中激进思想的连续冲击.但这种怀旧式的情调也恰好证实了知青一代的精神处境.他们再也没有悲壮可言,几番失落,欲说还休,知青的“英雄”末路不期而至.就连“硬派”人物张承志,在回草原“探家”南归时,也深为“那个游牧的家出动了全部人马”为他送行而感动不已,这个家的无论老小都“为我流下了惜别的泪水”.他为之动容的沉重心情,被打动的仍然是温馨纯朴的乡情和未被城市文明浸染的传统伦理.

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是“寻根文学”的先声之一.一个东北汉子带有初民状态的活法和强悍性格,以及小说的新写法,都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陈三脚以及《陶罐》中的赵捞子、《狗头金》中的王结实,就如此生动地留在了那个时代.郑万隆在这里发现的是:人靠什么活着那些深山老林的淘金人被放逐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之外,放逐于人类进步与文明之外,他们身处文明与野蛮的边缘,但他们仍需要一个精神的“支点”,仍靠一个“念想”活下去,许多复杂的纠缠不清的道理在这里简化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一个“超时空的哲学冥思”,这里所要表述的同样是当代人的精神焦虑.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应该是最早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之一,小说写尽了一个农民家庭贫困交加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一个历史观是不容质疑的: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已经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他们将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狗日的粮食》中,这个历史观遭到了质疑,杨天宽一家一直因粮食而困扰,饥饿是他们挥之难去的梦魇.刘恒对中国农村思想路线的检讨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给人以巨大的启发.

曹文轩是书写儿童文学的当代圣手,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孩子们那里有难以估量的读者.但如果认为曹文轩仅仅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就错了.这里编选的《忧郁的田园》是一篇难得的短篇佳作,他写得宁静致远韵味无穷.看到细茶很自然地想到沈从文《边城》中的潇潇,不同的是,细茶最后的悲剧余音绕梁,令人难以释怀.

80年代北京文坛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一直到“先锋文学”,都有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作品,北京短篇小说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当然,也有“没门没派”的作家作品横空出世.陈建功的《丹凤眼》将工人阶级的爱情写得如此浪漫而美好,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构思的精致令人拍案惊奇,刘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专注一个人物的书写,刘绍棠的《蛾眉》将运河风情跃然纸上,张承志的《大坂》场景具体却气象万千,刘庆邦的《走窑汉》将一段隐情秘史写得如惊雷裂天,谌容的《减去十岁》是荒诞的狂欢,林白的《日午》在一个舞蹈演员的身上演绎出了“”的历史,陈染的《纸片儿》写出了一段古怪离奇的历史和一个扑朔迷离的女性人生.如此等等,斑斓缤纷的色彩共同构筑了北京短篇小说绚烂的天空.那个时代,北京文坛几代同堂人才济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个文学的大时代.

90年代,文学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影响北京作家对文学试图重新理解和书写的努力,因此它作为文学生产、传播以及评论的中心地位并没有被颠覆.不同的是,在这个真正的文学领域,那种单一的、“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正被代之以具体的、个性的、丰富的、复杂的,以及宏大和边缘等共同构成的多样文学景观.多样化或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他们共同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活,共同享用来自不同方面的艺术资源,但由于个人阅历、知识背景、取材范围以及对文学理解等因素的差异,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有.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使北京作家不再简单地面对高端意识形态风云,而是普遍放低了观察和想象视角,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变革时代心灵苦难的关注,成为一种创作的常态.

王芫的《旗袍》、丁天的《幼儿园》,在90年代中期好评如潮.他们对成长和精神领域的关注以及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为那个时代的短篇小说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徐坤的《厨房》,则一反女性主义的立场,在红尘滚滚的时代,看到了女性宿命般的悲剧,她对具体细节的处理尤其值得注意,阎连科多年来争议颇多毁誉参半,但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黑猪毛白猪毛》的尖锐性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他对社会病症揭示和针砭的勇气理应得到鼓励,荆永鸣的《创可贴》写的是“底层文学”,但他更关注的是“底层人”心灵或精神的世界,他们真实的苦闷并不仅仅是生存的苦难,毕淑敏的《藏红花》是一篇题材独特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古典气息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不仅凤毛麟角,而且恍如隔世,普通人质朴的崇高一如高山雪冠,温亚军的《成人礼》有欧•,亨利的遗风流韵,结尾处犹如一束阳光照亮全篇,邱华栋是书写城市青年生活的行家里手,但《里面全是玻璃的河》的故事却在一对青年夫妇间展开,他们恩爱而陌生,一碗鱼汤将人性隔在两个岸边,这里最年轻的作家是张悦然,她的《葵花走失在1890》,让我们有机会领略了最年轻的北京作家的文学风采,她奇异的语言和想象,她感受生活和文学的方式,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

这些年轻或不年轻的作家游弋于广袤的历史、文化空间,沐浴着现代性暧昧的晨风,散兵游勇似的各行其是.但当我集中地阅读他们之后,却发现自己也身置其间,我们不能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真相,却真实地体验了现代性的历史馈赠.北京作家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带着个人不同的记忆和情感编织着熟悉而陌生的故事.这个选本只是北京作家60年来创作的一部分,但它却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北京作家60年来的创作实绩.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既有北京作家擅长的宏大叙事的依托和立场,也有对具体人性的描摹和体验,既有对遥远历史的想象和虚构,也有对当下现实的洞察和追问.总体说来,北京短篇小说作家诚实的思考和写作,使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最积极和健康的文学力量.无论是“十七年”间他们对理想和信仰的书写、对社会问题的追问,还是新时期以来他们在“拨乱反正”中的贡献、对文学潮流的引领以及90年代之后他们对奇观、时尚、以及中产阶级艺术趣味的拒绝,在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为基点展开的写作中,都表达了他们对当代中国和普通人命运的真实关切.这不仅显示了他们的情怀和气象,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品格和文学信念.文学已经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但文学并没有也不会死去.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仍在燃烧不熄的文学之火.在北京的文学天空中,短篇小说就这样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这是北京乃至中国文学辉煌的历史和再度复兴的希望之光.

(本文是为《北京短篇小说60家典藏》写的序言)

2009年6月30日于北京寓所

责任编辑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