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审美之境: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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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 刘大櫆；行文；行文之实；文人之能事；神气音节；审美；桐城派

摘 要 ：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上继方苞的义法说,文道皆论,而重心落脚于文的一边.他将文章分为行文与行文之实两层,并将义理、书卷、经济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尤其突出神气音节的地位,将方苞的义法引向了文学审美一端,为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奠定了基础,是桐城派文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中图分类号： I05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39707

方苞、刘大櫆、姚鼐号称“桐城三祖”.然而,在桐城派的研究中,学术界历来都有重方姚而轻刘的倾向.与此相应,提起桐城派,人们想到的不是方苞的“义法”说,就是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刘大櫆在桐城派中几乎就是一个陪衬.毫无疑问,在桐城散文学中,作为奠基者的方苞,与作为集成者的姚鼐及其文论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刘大櫆及其文论的价值与地位也绝不容轻估,否则,桐城派散文学就很可能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

一、文道重心的偏移

文道说是中国散文学中的核心命题,方苞的“义法”说也是文道说的转换或者延伸.虽然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文道论,但是,几乎所有的文道论者都是将文道捆绑在一起,并将道作为文的本源或主导因素,而将文视为道的显现,只是决定的色彩强弱各不相同而已.在文道关系中,道常常是重心所在.从欧阳修开始,文道的重心开始向文的方向偏移.到方苞义法说,文道重新合一,“义”“法”连皮带骨,难以分割,“义”中有“法”,“法”里含“义”,而法也同样是为义所规定.

作为方苞的后继,刘大櫆论文也讲文道,讲义法.“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辞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等说法［1］4107,分明可以看到文道说、义法说的痕迹.这里的“义理”、“书卷”、“经济”,与文道说中的“道”,义法说中的“义”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从它们脱胎而来.其中,“义理”直接从“道”与“义”而来,“文道”说与“义法”说的主张者不时也会称“义理”.“书卷”则大致从“六艺”而来,“经济”即经邦济国,也与从韩愈以来论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一脉相承.

不过,刘大櫆显然不像方苞那样对“道”、对“义理”依依不舍,而是在离道向文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快得几乎离开了原有的文道之轨.他在说“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之后,紧接着就说：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1］4107

虽说他提到“义理”等,也看到它们在文章写作中不可或缺,正如工程中不能离开土木材料一样,但这里的“义理”已经与韩愈等人的“道”,与方苞的“义”有了距离,它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独立概念,而是其它概念（“行文之实”或文料）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行文之实”或文料也是以文人与行文的对象出现的.材料并不等于文章,也不会自动生成文章.它们要成为文章,还要依靠文人的手段.材料是前提,文章是目标,而文人及其行文则是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不是义理（道）决定文章,而是文章包含义理.文章离开义理可以存在,而义理却有赖于文章.“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朱子谓‘无子厚笔力发不出.’”［1］4107正因为这样,他在打量散文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说：“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彩照耀.”［1］4112又说：“天下之势,日趋于文,而不能自己.上古文字简质.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后传为左氏,为屈原、宋玉,为司马相如,盛极矣.”“唐人之体,校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璨,犹似夏、商鼎彝.宋人文虽佳,而奇怪惶惑处少矣.”［1］4114对于文华的发展持积极肯定态度,而对上古的文法未备和后代文华的退化意存批评.

刘大櫆的文论不仅在水平方向继续向文或法的一边偏移,而且文道的位置也翻了个个.他的文虽然还与道保持着若有若无的某种联系,实际上已经从道与义的束缚中走向独立.他在论到文章时,一而再地以“文人之能事”相称.除了上段引文之外,他还说过：“当日唐、虞纪载,必待史臣.孔门贤杰甚众,而文学独称于子游、子夏.可见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1］4107“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1］4113“能事”的一般意义是指“能够做到的事情”,更准确一点说则是指“天才”、“本领”、“才能”或“技巧”,尤其是“专门”、“特别”、“精微”,他人难以具备的“天才”、“本领”和“才能”,以及这种才能的外化.他在称呼“文人之能事”的时候,事实上是将道从文中剥离了出来,将文学看作与史学、经学相区别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事业,将文学写作看作特殊的本领,将文人看作非凡之辈.这可以说是散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大事情.它的意义几乎可与文学分途,文笔分别,诗文分立相提并论,与“诗有别材”说在诗学史上的地位相埒.从此之后,散文学进一步从教化走向审美,从本体论走向文章论.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说,也可以说是刘大櫆“材料”说、“能事”说的自然延伸.

刘大櫆将义理“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可以说是对散文学发展趋势的顺承.虽说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文道重心有过反复和交替,但至少在唐代以后,在文学范畴内,文道关系的发展存在向文一端的偏移,文的发展快于道的发展,文道分离的势力大于合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当时文学地位的反拨和抗衡.单就散文学内部来说,清初以来的散文学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从整个文化背景上来看,那么,清初以来的文学与散文学则似乎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以前的散文学,文道捆绑在一起,地位反而更高.文道分别以后,经学在清代的发展异常迅猛,这对散文学无疑形成了强力挤压,散文学空间愈发狭小.刘大櫆这样“重文轻道”,明确提出“能事”说,以为“文章者,人之精气所融结,而以能见称,天实使之.”［2］102在选录文章时,也主要以文辞为标准,而不再提载道、明道、义法说,明确表示：“其有抵牾于圣人,而文辞粲然有可观者,余亦存之,不能割也.”［3］44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