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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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市场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学界和民间对此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大众惯于把文学艺术当成奇观,把文化消费当成娱乐;另一方面,一批学者又大声疾呼文学的失落,纷纷为当代文学把脉.市场/消费是否必然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桎梏?中国当代文学是否真的走进了精神窄门?如果不是桎梏,那么文化市场的催化带来了哪些新文学的景观?文学写作者、批评家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调整思路?鉴于这些话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推出4位学者的文章,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同时,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其中,发表看法.

――主持人:叶祝弟

文化市场文学作家表现力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于文化市场与当代文学,以及对作家创作影响的讨论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已无再说的必要.原因就在于当文学从传统体制下转型时,人们一时很难适应,尤其是对80年代文学理想主义紧抱不放的人,其失落感更是可想而知.于是,不少在成熟社会可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坛都成了“有价值”的“问题”.

我的文章不想再接着上述思路往下走,即讨论3个词组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我谈的问题,也不可能绕开这个“背景”,有一些关联,可能还会增加所谈问题的深度.我所想说的是:在文化市场背景下作家文学表现力的不同层次问题.我们知道,对作家来说,“文化市场”任何时候都存在,他们要吃饭、靠稿酬生存,文学创作不可能与它毫无关系.尽管如此,我觉得仍然存在着3类作家:一是知名作家.由于创作生涯长,社会知名度高,有些作品已经成为“名著”,版税很高,生活基本无虞.因此,他们比别的作家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同时,对主题、题材、写作技巧也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虽然也食“人间烟火”、在意稿酬多少,但比较起来,如何写出“传世之作”,把创作看成是对自己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挑战”,且义无反顾地努力为之,可能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写作会比较耐心,会苦心经营,甚至字字珠玑,不到关键时刻,决不拿出来出版,但一旦拿出,必然会引起“轰动”,成为批评界和广大读者关注的“焦点”.最近一个时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做“境界”、“气象”一类的东西.其中原因,首先由于作家有了长年的创作积累,有了心灵的自由,有了充分感悟天地、宇宙、人性时所产生的某些玄机,于是才会有超越一般世俗的东西出来,从而爆发出一种即使同一个作家过去也难有的少见的艺术表现能力.当然,有一些“知名”作家的状态可能并非如此,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我想“文化市场”的影响虽然确实在作家创作过程中存在,但也可以在此过程中暂时被“遗忘”,与之产生精神“游离”的状态,作家进而通过小说与这个世界产生真正的“对话”.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曾被欠债所紧逼、不得不四处躲藏以及靠写作来偿还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写作实践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是畅销和专栏作家.由于某些原因,这些作家可能更依赖“市场”,精神生活甚至可能被后者所吞没.对他们来说,如何利用市场增加发财机会,扩大知名度,或许是他们考虑较多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将为之被葬送.不过,也许过了许多年之后,其中有些人或许会“醒悟”过来,改弦更张,转向“严肃创作”也未可知.

三是“未名”作家.这个作家层次的情况比较复杂,成员也良莠不齐,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人,可能发展到“畅销”、“专栏”作家的队伍中去;另一些人,则可能拒绝进入市场,要学曹雪芹,穷经皓首、面对长夜孤灯,把创作视作一生最神圣的事业,把在无限的时空中痛苦思索和精神漫游视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后一种人中,有的经过多年奋斗,也许会进入“优秀”作家之列;有的可能穷其一生也毫无所得,但其精神却令人感动、敬佩.

在中国历史上,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什么怪事都有滋生、发展的土壤,而种种“奇迹”也可能会不期降临.因为,在这个大“语境”中,即使没有市场,还会有天灾人祸、战乱、贫穷,有命运不测,总之,这都是中国作家所生活、创作的“外部环境”.即使不作为现实处境,也不失是历史教训,是文化积淀、心理背景、民族精神遗传等等的综合,这种“背景”,谁能真正视而不见?如果说市场是对作家的考验,那么上述因素同样也是一种考验,在作家漫长的个人生活和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这些都化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与作家的生活、精神发生着紧张的摩擦、冲突、妥协或重构关系.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所谈的“市场”,换上另一个概念,就是作家所生存的环境,它与战争、动乱、贫穷、建设、生活具有几乎同等的历史内涵,并非一个从天而降的“陌生话题”.

除了上述因素,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还存在着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文学既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例如,“文学创作”、“文学机构”、“文坛生涯”、“文学事件”等等,也非常抽象、笼统和虚拟,只有生活在一定的时期,才能约略感受到它的存在.关于后一种存在,我们可以用“文学气候”、“文学潮流”等措辞表述.那么,在“文化市场”的背景中,“文学”存在的多层、多样之间的差异却非常大,非常明显,它给作家的个体创作带来了某种动荡不安、不确定的因素.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以莫言20多年的创作为例.20多年间,他提出过不少文学创作的主张,如“寻根”、“魔幻”、“民间写作”等.与此同时,各种意见不一的文学批评、指责,也在促进、影响或干扰、伤害着他的具体写作过程,有一些甚至对他的表现力产生了负面阻力.通过阅读一些材料,我发现他这么多年的创作始终在上述几种力量的冲突、汇合、对立和纠缠当中展开.于是,我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艺术表现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学气候”(如批评、读者反应等)因素的制约的,它绝对不纯粹是作家“个人”的东西.但我们又必须看到,文学界的作用力和作家个人的反作用力,在不同作家身上的表现差异性很大.有的作家对“文学气候”有较大的适应力或抗拒力,他既能“扛”住外在力量的打击,也能利用其“惯性”建设自己写作的自由天地,将表现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而有些人则可能因此“随波逐流”,盲目追求浮华,或由此葬送自己的艺术才华,令人痛惜.

今天的作家,实际上生存在市场和文学这两个纠缠不清的层次之中.这两个层次经常混杂不分、浑然一体,令人失去清醒的判断和写作的方向.与前代作家相比,他们写作的“难度”并没有增加,而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却有增加的势头.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混杂、多元的文化年代把握住个人的精神主体性,又如何既身在其中又超然其上,显然已经成为对一个作家的考验和历炼,也是衡量其艺术表现力大小的某一测试场.

走出“底层文学”的误区

杨 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什么,好像表述和被表述的对象都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推推搡搡地牵引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径;文学领域的“底层”话题与娱乐频道的超女选拔似乎在同一时间出发.只不过超女是大众的娱乐版,不在乎用底层还是其他什么来命名;“底层”话题则是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们话语的文化版,需要各种名目的知识来调和.那些“底层”话题的制造者以各种方式:对话、召开研讨会、游走乡村、出国考察、课题申报和编制论文等,将“底层”话题打扮得多姿多彩.在“底层”话题笼罩下,讲不讲“底层”变成了一次考量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限时抢答竞赛.一些作家不管有没有生活积累,也急吼吼推出“底层文学”,以“底层作家”自诩,一些批评家和学者,也以“底层”代言人出场,那种党同伐异的杀伐之气,充斥批评文字,一遇到不赞同“底层”话题的商榷文字,便先被他们押上道德法庭胡乱审判一通.好像对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只有通过“底层”话题的过滤才能进行,论述的格式也只有通过“底层”话题制造者们的审核才能通过.这样的“底层”讨论,我想不参与也罢.

相对于“底层”讨论的热闹和“底层”代言人的忙碌,我想到的是那些还没有变成话题的生活和没有被命名的经验.当大家都在围绕某个话题争论不休时,现实世界好像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有所改变.在最近出版的《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笔会60年珍藏版》中,见到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描述贾植芳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谈到贾先生拿着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为了给妻子治病,不得不勤奋写作,用文字换回一点稿费.这些事都是发生在21世纪初的上海.我不知道贾先生是否可以归入“底层”的行列,但我知道“底层”的讨论是无助于改善贾先生的境遇的.照贾先生的性格,他对那些热闹的话题是不会抱太多的热情和希望.但有意思的是贾先生谈自己的境遇时,好像并没有像“底层”话题制造者们表现得正义在手和怨气冲天,他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的“底层”经验,也没有要替“底层”代言,更没有借谈论“底层”心安理得地向社会索取什么,而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对他的这种做人做事的方式,没有人指责是退缩或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相反,贾先生在人格上倒是远远比时行的“底层”话题鼓吹者更具感召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底层”经验的话,我想贾先生的经验应该算一种,但它却是在时下“底层”话题之外的.

“底层”话题热切鼓吹的“底层文学”,大都是写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被生活所迫的、下岗的工人,诸如此类.这种格式化的“底层文学”在“底层”代言人的热烈支持和推荐下,渐渐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作家能够描写这样的生活,还有多少作家的创作是可以用“底层文学”来概括的.像前几年写短篇出名的作家刘庆邦,他对河南、陕西一带矿工生活很熟悉,创作过包括《神木》在内的一系列优秀作品,但他的创作是不是可以用“底层文学”来概括?再譬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的创作,有不少展示1990年代以来社会底层的生活,好像他们的创作也没有归入“底层文学”的行列.现在被一些批评家、学者视为“底层文学”代表的曹征路,他的创作所提供的是不是就是“底层”经验,也还是可以讨论的.有批评家认为曹征路的创作与全球化背景下左派思潮的泛滥有关.这当然是一种批评的阐释,但无论从作家的个人背景,还是创作的思想格局看,西方的全球化与曹征路个人经验之间还是有不小距离的.顺便提一句,很多年前,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直在致力于打破“题材决定论”的束缚.但时过境迁,“底层文学”好像是将问题重提.那些“底层”话题的制造者花了很多功夫,旁征博引,试图来证明“底层文学”不是“题材决定论”的翻版,但直观上,听到“底层文学”总让人联想到写底层生活而且惟有写底层才有意义这样的思路.


从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表现来看,对底层经验的描述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这些描述的价值视角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像一些“底层”话题制造者所讲的始于少数几个人的发明.假如“底层”不再是一个充满“正确”的高调概念,而仅仅是指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经验的话,我想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王安忆等不少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这种社会经验的关切.只不过这种关切的方式是艺术的,属于作家自己能够把握的艺术范围,而不像一些批评家、学者表现得那么极端,好像天底下没有人知道“底层”是什么,惟有靠了少数几位先知先觉的指点,作家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我们离开“底层”很远了.这种“他者化”的“底层”经验,原本也不过是少数几位成功人士发发名人脾气、装模作样想像出来的东西,自己都说不像,现在却要大家照着他们指定的“底层”方向前进,这真有点儿像一度流行的强迫作家体验生活的做法.作家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生活,或者不再是有意义的生活,惟有按照少数人认同的“正确”道路,进入一种所谓的社会生活后,作家的创作才有意义.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学写作方式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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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成功的可能,而且靠这种观念支撑起来的“底层文学”到底有多少真正表述了社会的“底层”经验.说到底,我本人对这些“底层”话题的文学翻版是持怀疑态度的.

市场经济下多元互渗中的文学表现力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论文化市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力,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如下情景:文学作品已成为超市、购物中心、所里的商品消费的一部分,同香水、时装、广告、家用电器等相邻为伍.那么,在人们看来,这种情景本身是否就意味着文学与市场天然地对立或结盟呢?也就是说,市场化是否必然地成为文学表现力的敌对或盟友力量?我的看法是,这里不存在简单的敌或友问题,而是需要看到更为复杂的多元互渗,正是这种多元互渗在影响着当前文学表现力的挥洒.

我不想择求有关文学表现力的唯一正确界说,但不妨首先简要陈述我的个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力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综合研究,而就中国汉语文学传统及其古今演变的情形来看,我想不妨把它集中到兴辞传统的伸张这个问题上.兴辞,也即感兴修辞,是从古到今中国文学的一个固有传统.中国文学有没有表现力,关键就是看有没有必不可少的兴辞,即富有感兴的修辞系统.中国人赋诗作文必赖兴辞.“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署名贾岛《二南密旨》)感兴是说人感物而兴,也就是指人由感物而内生成活生生的人生体验.不过,需要注意,中国文学家或文论家并不孤立地谈论感兴,而总是把它与具体的文学修辞联系起来讲:人感物而兴,兴而修辞,从而生成感兴修辞即兴辞,这就是具体的文学作品.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指出:“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诗人由“兴起”而获得新的诗“意”,这是指在感兴的瞬间产生艺术发现和最初的语言与形象火花,激发写作的冲动.但这里的“意”是包含着活生生的“感兴”的诗“意”,因而应是“兴意”――在感兴中生成的诗意.更重要的是,这种“兴意”始终伴随着“措辞”即修辞,与修辞紧密交融,通过它呈现出来.“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正是说文学写作的过程及其结果都不是直接呈现感兴,而是要以原创的语言修辞去重新建构它,即把它重新建构为原创性的语言修辞形式.他还说:“等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他明确地看到,“勃然而兴”的瞬间可以产生平常生活中无法产生的特殊的艺术创造力量.这表明,叶燮已清晰地看出文学的感兴修辞即兴辞特质:文学是由感兴生成的修辞.在现代,鲁迅、郭沫若、、宗白华、朱光潜等现代文学家、文论家都注重文学的感兴修辞的紧密联系.这种强调感兴与语言的修辞状况紧密相连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文论界所忽略,现在是加以伸张的时候了.感兴的“神思”或“传神”内涵在当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以致其语言的修辞特征即兴辞特征却被“放过”了.

文学兴辞作为文学表现力的集中呈现,可以说有如下构成要素:体验(“感物”或“物感”)、想象力(“神思”)、语感(“措辞”或“笔墨”).体验作为感兴恰是文学表现力的根本,它揭示文学对人的具体生存状况的直觉和反思;想象力则如文学表现力的翅膀,把文学引导到更为宽阔、自由的精神高空翱翔;语感则是感兴修辞的具体呈现方式或状况,它以文学“第一要素”的姿态提示着感兴作为兴辞存在的必要性.

问题在于,当前文化市场语境中的文学表现力究竟如何?应当看到,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的文学兴辞的发生语境已经大大变样了.那时的文学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语境,而主要是承受来自政府主导的、有知识分子倾力投入其中的文化启蒙机制的支配.这种文化启蒙机制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作为首要任务向文学提出来,要求文学以自身特有的兴辞力量去加以配合,形成诗意启蒙效果,从而演化出以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为主流的文学表现力.朦胧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的发生无不受惠于这种机制.《伤痕》、《蝴蝶》、《芙蓉镇》、《爸爸爸》、《古船》、《烦恼人生》等作品,正是以兴辞的方式释放出那时文化启蒙需要的美学力量.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演进,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或消费市场机制逐渐地建立起来了,为当代文学表现力的挥洒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是怎样的新空间?文化启蒙机制完全地或彻底地一跃而转变为靠商业机制运作的文化市场?这种判断肯定过于简单.当代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西方世界文化面临“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和差异”这一新情况.对此他提出5种“景观”模式:一是种群景观;二是媒体景观;三是科技景观;四是金融景观;五是意识形态景观.这一模式旨在揭示导致复杂的断裂和差异的那些新的流动、变形和不规律情形,在西方世界颇有针对性,影响较广.这个分析模式的长处在于,去除了单一原因、二元对立等简单化思维模式,尽量顾及多种复杂情形,有助于分析当代文学的全球化经济语境.

在我看来,借鉴阿帕杜莱的5种景观模式来分析我国近十多年来文学的表现力状况,也有其适用面.这就是说,处于文化市场语境中的文学表现力可以呈现出5种景观:种群景观、媒体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但实际上,这5种景观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共同起作用的,从而构成影响文学表现力自由挥洒的多元互渗语境.正是在这种多元互渗中,以往在文化启蒙机制中可以从容地和单纯地指向纯文学的文学表现力,如今就被肢解了,或者说变得多元化了:不仅继续催生出纯文学,而且更激发出种类繁多的通俗文艺(如畅销书、连环画、插图本小说等)、利用互联网优势的网上文学(艺)、运用手机传输的短信文学、与科技相连的玄幻文学与科幻文艺、依附影视的长篇小说(如与故事片《英雄》和《手机》分别伴生的同名小说)等.

这种多元互渗语境下文学表现力的特点,当然与其过去在文化启蒙机制中的时候不同了.在文化启蒙机制中,文学表现力主要接受以康德为代表的“审美无功利”论的规范.根据这种规范,文学兴辞无论与现实社会功利目标如何密切缠绕,都被赋予了直接的和绝对的无功利特质.宗白华的“节奏”论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这时期颇受拥戴,也是由于其在根本上体现了康德美学的这种“审美无功利”旨趣.而在当前多元互渗语境中,不仅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继续残存下来,为当今纯文学的生存继续提供美学合理性;同时,来自弗洛伊德主义的“升华”说、来自达尔文主义的生物美学等则显示出审美功利论的强大牵引力量.重要的是,这几种力量是相互渗透、交融的.

总之,今天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表现力已经以多元互渗的方式胀破了“审美无功利”论的脆弱机体,而呈现出审美无功利与审美功利之间相互渗透或交融的间性特质.也就是说,审美无功利与功利间性,成为当前市场条件下文学表现力的一个显著的基本特质.反过来说,不是继续沿用审美无功利论,而是改为从审美无功利与功利间性去看待今日文学表现力状况,就有可能越出现有的成见束缚,而发现文学中的新景观.所谓网上文学、短信文学、底层写作、80后写作、打工者文学等,都是可以从这个新视角去予以透视的.即便是看来与审美功利论毫无关联的当今一些纯文学,也无法不在这种新的审视中剥露出真实的内核来.

文化消费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

龚举善,郧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对于成长中的报告文学来说,文化的市场背景无异于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的出现已经并将继续给报告文学带来如下机遇:一是主流经济话语所带来的“去意识形态”倾向,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较为本真地触及生活本质,某些题材禁区有望进一步打破;二是务实化生存势必刺激人们的信息需求,从而有利于报告文学“报告性”的凸显;三是市场环境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流通和接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流通渠道;四是读者消费的选择性、主动性促成文学消费的自我生长机制.另一方面,文化消费时代也对报告文学形成了无法漠视的挑战――网络化的信息快递对报告文学“报告”价值的饱和性实现构成威胁,信息崇拜所带来的速度竞争可能挤兑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存空间;市场化背景有可能导致报告文学的趋利倾向,“广告文学”、“猎奇文学”、“惊艳文学”有可能乘机混迹文坛,从而磨损报告文学的责任承担和人文关怀;文化市场的“未完成性”可能造成人为的艺术“兜售”现象,致使报告文学的文学属性减退等.

面对市场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可能蒙尘、商业化氛围可能逼使作家的启蒙角色退场、消费化趣味可能影响报告文学的社会与文学功能正常实现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重新审视文化市场背景下报告文学的精神能量与表现空间.

第一,理性复的思想穿透力是报告文学的逻辑起点.

报告文学是叙事的艺术,也是说理和抒情的艺术,因而,理性与的互惠式统一便成为报告文学重要的文体美学特征和逻辑基点.但理性诉求不是故作高深的理论说教,言说也不等于单纯的主观宣泄.准确地说,应该是理性化的叙事,化的理性启益.这是报告文学思想穿透力的显著表征.

由于文化消费时代的趋利倾向对报告文学的责任承担和人文关怀具有不同程度的磨损作用,所以,重申并张扬报告文学的思想穿透力便成为迎接时代挑战的基本策略.为此,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尽可能地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宽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社会触角、深刻的思想感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作家的社会警觉性;才能使作品抵达事物本质、顺应历史逻辑、符合时代精神;才能在作品中闪现博大而动人的人性光辉.从这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创作当是一项具有公益性的精神塑造工程.

人们往往以缅怀的神情谈及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热闹景观,诸如麦天枢、钱钢、徐钢、贾鲁生等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报告文学不仅蕴含着较为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且浸透着浓烈的理想与,契合着时代前进的铿锵足音.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不可能重返那个年代.道理很简单,除非历史重新安排一个同样的文学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市场调节”的文化思潮猛烈撞击着文坛,进而影响到报告文学创作.但清醒者很快意识到,真正的报告文学从来与“时尚”无缘,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含混、暧昧、妥协的文体.于是,人们要求报告文体在文化调适的阵痛中坚守文化岗位,重铸智性锋芒,保持理性品格,甚至于成为暴风雨中独立支撑的“大树”.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需要强有力的“思想穿刺”的时代,报告文学激浊扬清的时代精神、扶危济困的历史使命、仰观俯察的未来眼光愈显必要.但这也注定了报告文学敏感而沉重的文体命运.

第二,真实而艺术的现实把握力是报告文学的美学姿态.

作家的思想穿透力最终需体现为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独到的艺术把握上.因而,对于现实生活真实而艺术的把握,便成为文化市场背景下报告文学美学姿态的原初内涵.

就文体规范的标识性而言,缘自非虚构原则的真实性恰恰是报告文学作为新型独立文体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最好理由.但是,在文化消费时代,效率意识和功利心态阻碍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接近现实,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一时间变得困难起来.况且,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报告文学并不等于“事实”罗列,“客观”报道也决不是文学.换言之,报告文学必须经过作家的艺术选择、文学提炼和审美整合.我们不否认现实本身的复杂性、精微性常常超出作家的想象,生活事实往往较文学更为精彩动人,但我们也得承认,现实生活并不就是文学,“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不过,从把握现实生活的随机性、自便性、灵动性来看,报告文学确实享有比一般文体更大的自由度.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诗歌、小说、剧本的文体规范来要求报告文学,也不宜用《一个伟大的印象》、《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特定时代的范例来捆绑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这种高度依附于现实的“流动的文学性”,正可增强该文体关注现实、关怀基层、鞭挞丑恶、弘扬正义、呼唤和谐、引领社会的现实把握力,其问题意识、档案梳理、历史存照功能不容抹煞.为此,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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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生活,放下架子,蹲下身子,真正写出具有现实性、现场感和现代参照意义的作品来.

第三,批判与矫治的生活干预力是报告文学的价值根系.

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思想穿透力和现实把握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报告文体综合表现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这种建立在作家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报告文本的批判性的获得,照例依赖于作家主体思想深度的奠基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支撑.很难想象,一个思想贫乏、认识肤浅、意志衰退、极端自私的人会走上报告文学的文化建构之旅,自然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因为他既不能准确判断现实生活事象,更无法预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当然也就无力执行正本清源、惩恶扬善的裁判职能.

无可否认,我国目前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产业化、现代化、规模化、体系化程度不高,加之文化和文学的特殊属性,使得我们的精神消费具有过渡时期较为浓郁的多元化色彩.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发掘潜力不可小视,当下的引导尤为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活动对于现实生活的矫治功能.卢跃刚、赵瑜、蒋巍、何建明、陈桂棣等人的部分报告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生活的矫治器,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改变的意愿和建设的情怀.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艰难的选择面前,自动放弃了矫治生活的勇气和智慧,表现出“失语”的尴尬和无奈.冷静思考后我们发现,造成当今报告文学批判意识和矫治功能“退化”的真正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这其中就包含了当时还不为人广泛注意的文化的市场化趋势的情境性影响.这再次表明,我们的时代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有固守自身本性以满足社会期盼、提升生活质量的责任.

第四,新奇且醒目的社会震撼力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能量.

与相邻文体相比,报告文学题材的不可重复性或不可再生性给人以新奇感,读者选择的主动性又带来公共关注率的相对集中,加之读者的即时性反响,因而很容易使当事人和原型事件产生直接而强大的震动.因此,反映社会公众急切而广泛关注的重大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 常常能够引起巨大而醒目的社会轰动效应.我们将这种综合性轰动效应称作社会震撼力.

就现有情况判断,报告文学的读者感召力、公共关注率和社会震撼力远远超出其他文体.如前所述,虽然市场化消费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如庸俗趣味、猎奇心理、窥探、本能渲染、金钱至上等负面倾向,从而刺激作家的急躁情绪,影响作家对于生活的矛盾性、复杂性的深度挖掘、理性思考和人文表达,但我们显然不能因噎废食,据此全盘否定文学活动的现实必要性.事实上,正因为市场化背景的特殊规定性,拥有批判意识和矫治功能的报告文学才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如此,市场化趋势还可相当程度上破除固有的权威崇拜,从而使创作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文学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文艺生态在自身吁求的轨道上可望更趋平衡和繁荣.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市场背景或文化消费的时代语境并不等于文化的全面市场化,更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文学商品属性的一元化约定.报告文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往往不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强调报告文学作家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便不是多余的提醒.目前,报告文学的写作、传播、接受生态还不均衡,理论支撑尚欠成熟,文体身份也需要进一步确证.不过,反过来讲,缺乏系统规范的文体可能是前进中的文体,自然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文体.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报告文学的社会震撼力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因固然很多,但作家思想境界欠高、话语表达智慧不足等因素不可忽视.这些问题,除需作家磨砺、理论引导外,文化消费的时代环境或许可以提供解决部分问题的契机.

不难预期,在强有力的市场需求带动下,文化及其产业可望迅速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随着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读者的审美需求将加速提升,文学消费将愈益便利,报告文学的思想穿透力、现实把握力、生活干预力、社会震撼力有望借此得到更快更好的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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