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高层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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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3日至4日,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发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高级论坛”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刊物的代表近7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与会代表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研究中的“新国学”视角与“汉学热”、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整合、文学感受力的培养等问题展开研讨.讨论中与会者不避锋芒,敢于正视学科现状,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了很多极具建设性的看法.

一、现当代文学学科现状反思

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在开幕讲话中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至今走过了五十几年的历程,学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亟待我们去总结,以为今后发展的准备.对学科现状的反思成为论坛进一步探究的起点.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汕头大学)认为,中国文化存在两个交相辉映的基点：一是先秦时期,一是五四时期.先秦诸子以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卓绝思考创造了文化的辉煌,这一辉煌体现在古圣先贤创始的仁义、道德、忠孝等理念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发生转变,其基点由理念化的思想转换为体验型的文学.李今(中国人民大学)认为,现代文学纳入新国学,势必对此前强调断裂的文学史叙述形成挑战,新国学视角下的现代文学研究更强调文学的承续性.孔范今(山东大学)用“无奈”形容自己面对学科现状的心情,他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性因素造成了泡沫学术、重复制作等学科弊端.他指出,我们的学科从初创到现在走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学科建立时以政治解释文学；新时期重回启蒙主义,反对文学的政治社会学解读；近十年来文化研究兴起,学科建设处于“合”的阶段.他认为当下对文学的学理研究渐次确立,对研究主体、对象世界的深入反思必将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时,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认为,以现代性整合文学史,以线性时间勾勒文学史线索必然会遗漏、遮蔽很多问题,使文学史出现缝隙、裂痕.文学形态复杂多样,不能人为抽绎出一种本质或主流文学形态,并以此来整合文学史,所以文学史应该是多主流、多视点的.孔范今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要拓展学术视野就必须尊重历史过程的完整性,所谓主导性文学不能成为解释文学史的基点.耿传明(南开大学)总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两种范型：新主义革命范型和五四启蒙主义范型,认为前者以革命史构建文学史,是政治功利主义；后者与“重返五四”思潮相呼应,是一种文化功利主义.现代文学研究应该超越现代性功利诉求,转而关注人在现代性处境中的生存状态,开启以现代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的双向流程.

近年来,国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所谓国外汉学主要是赴美华人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种美华汉学是一个生存于美国社会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群落境遇与心态的反映,对红色中国的专制主义怀有本能的恐惧,其论述多是对中国复杂生存状况的模糊混沌的想像,难免空洞性.而国内学界对美华汉学的全盘吸纳则是我们理论饥渴与恐慌的表征.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则对“汉学热”的发生与现状作了史的梳理.他指出,汉学热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是对研究界文学史观的影响；二是强化了学科自身的反思和学术视野的拓展；三是推动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重构.其负面影响同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史观较显在意识形态立场和偏见；二是汉学研究中对西方理论的大量借鉴造成了学界研究的理论自卑；三是研究方法中相对机械的模式导致的理论泛化现象和大文学研究模式.

二、关于打通文学史

吴福辉在论坛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变动正在酝酿当中,大的变动必定要来,他用“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八个字来形容变动前夜的学科状况.他认为文学史理论建设滞后是诸多问题中最突出者,他列举出如下亟待解决的理论建设问题：文学史的起讫点及转捩点问题、文学史分期的依据问题、文学史的基本结构问题等.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原有的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科际整合问题.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认为,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命名应该结束.他提出了三点理由：一、当代文学起点定在1949年,仅以政治权力交替为基准理论依据不充分.二、当代文学中的“当代(contemporary)”一词的基本含义与其实际所指有偏差.三、现当代文学分治导致了多方面的断裂.他的解决方案是：现代文学扩张,将1949年后的文学归并入现代文学研究,而当代文学专指当时、当下、同时代的文学,现代文学研究承担史的描述,当代文学负责即时的文学批评.与吴思敬的观点相呼应,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社)提出“解放当代文学”.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是人为性的,因为当代文学应该是变动不居的今人的文学,但学科化却要为之设立一个固定的起点,把历史和现实的文学逻辑化、知识化.应该把当代文学从目前的学科框架中解放出来.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同样主张现当代文学合一,统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应进入经典化过程,同时提倡个人治史.

周斌(复旦大学)认为不仅要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整合为统一的“20世纪中国文学”,而且20世纪中国文学还要与新打通进行研究和教学,甚至提出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与古代文学打通的思路.唐金海(复旦大学)结合自己丰富的教学体会,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们应该形成大体一致的共识,即在教学上打通现代、当代文学,而科研则可以有所侧重.在学科建设上,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向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向度深入.在文学史整合问题上,黄万华(山东大学)和房福贤(山东师范大学)也都持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看法.

在学科整合中,如何看待文学史的四分法,张俊才(河北师范大学)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割裂状态在最初促进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使现代文学得以深入开掘,当代文学有了学科意识；而现在,推力变成了阻力.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文学必将走上经典化、古典化的道路,而目前的当代文学也必然要经过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他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学科整合的思路：一是现当代文学分治,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合流；二是现当代文学打通.钱振纲(北京师范大学)从文学史断代问题入手谈及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合问题,他认为文学史的二分法,即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已成学界共识,但要打破四分法,实际学科深度整合,仍需相关学科的努力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

三、回归文学本体

文学感受力的社会性丧失是当下有目共睹的事实,如何把审美能力的培养贯穿到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使研究回归文学本体成为论坛与会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王富仁认为,五四新文化是由三种主导倾向构成的结构：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代表的体现为价值系统的社会改造倾向；二是胡适、钱玄同代表的体现为科学理性的学院派倾向；三是鲁迅、周作人代表的体现为心灵体验的文学倾向.他认为,对现代文学的学院派研究需要跨过三个点：政治、学院理性、文学.以政治话语或理性话语研究现代文学者众,而以文学的角度介入现代文学,并进一步介入政治与历史发展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文学,实则呼唤的是学术研究向文学本体的回归.

陈超(河北师范大学)在他提交的逾四万言的论文《“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中,细致分析了郭世英、张鹤慈、张朗朗三人的诗歌创作,指出这三位诗人接续的是“五四”意义上的立人传统.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不管是以政治、人文,还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价值标准,显然都忽视了对审美经验形态的发掘.因此,他指出当代文学研究必须进行价值体系调整,形成有效的表述系统,过去单纯以现代性一维构建文学史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栾梅健(复旦大学)通过《子夜》的分析,疾呼文学感觉缺失之弊,他提出“让文学感觉贯穿始终的”命题.关于回归文学本体的问题,马云(河北师范大学)认为,文学追求独立性过程中,既发展了文学又束缚了文学,一方面这种追求使文学纯化,出现了纯文学、纯诗；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变得单纯甚至单薄.她联系从古至今的文学史实,指出文学由杂而纯,造成了文学的繁荣也产生了文学的自闭性.

四、学科建设的问题与方法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是此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揭示目前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寻找走出学科困境的方法是与会代表集中关注的又一焦点.

学科边界的拓展一直是学术创新的动力.张中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大量统计数字雄辩地说明翻译文学在报刊、丛书,以及翻译家著述中所占比重之大,指出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始终与现代文学进程保持同步,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趋于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面学科问题,寻找突围路径是许多学者发言的中心.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学科范式的形成应该有一套为从业者所遵循和认可的相对稳定的规划、话语,必须有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大家认为应该迫切解决的问题.现当代文学学科显然缺乏这些东西.因此他认为：一要呼唤文学研究,重提文学性,并把它作为学科的终极指向；二要重视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三要增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魏建(山东师范大学)认为学科建设50余年,但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建设了什么文学史叙述比50年前有何进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追求的是什么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从体制性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入手提出：要强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在强调学科观念方法、文学史观念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审美经验.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是论坛的重要话题.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就当代文学而言,现实主义作品数量巨大,所以现实主义理论应当受到重视.以现实主义资源研究、评析当代文学,要注意它与现代主义的同向互动和逆向观照.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传播的媒介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明星化是大众传媒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突出特点.面对大众传媒左右下的人文知识生产,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和抵抗的姿态.

具有学科建设价值的当代文学现象也进入了与会代表的视野.樊星(武汉大学)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不乏表现政治关怀的作品,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学表达的是个体的政治见解.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讨论的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写作,他认为“猎奇化”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写作的痼疾.猎奇化的背后是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资本成了我们的审美代理.猎奇化的深层原因是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所致.因此,他指出重铸历史深度,重新确认精神价值的优先地位是大众传媒时作的当务之急.

论坛在《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精彩的总结中结束,它所取得的成果必将有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