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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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文学接触,民族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性因素.在此背景下,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在创作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受到了异质文学明显的影响.这在路遥、陈忠实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 键 词 ] 文化全球化 陕西当代文学 外来影响 路遥 陈忠实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陕西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及对陕西文学发展的启示研究”（编号：09JK01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融合已经日益频繁而深入,民族文学之间互相碰撞、互相影响,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在新时期的陕西当代文坛上,无论是成名已久的老将,还是初入文坛的新秀,在全球化的氛围中都受到了明显的外来影响,并使其创作烙下多元文化的印痕.这种情况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

路遥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

路遥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但毕竟生活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明显地受到了来自外民族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学创作.

1.路遥作品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

路遥酷爱外国文学,认为有必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1]（P262）.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路遥也曾坦言,“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1]（P262）正是在这些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观的影响下,路遥认为：“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等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1]（P285）正是这样一种创作原则,使他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正道.

在创作中,路遥力图完成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真实反映,表达出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亦即对特定的环境下社会、时代和人物的生活进行真实的描写；而且,“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1]（P265）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反映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路遥的创作中,即就是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和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常常顺应了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发展而折射出丰富的时代内容”.[2]（P44）同时,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影响,路遥的作品包含着强烈的“编年史”意识,某些作品前后相连,成为一组系列作品.《平凡的世界》,“以放射性结构形态集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与人的命运史于一体,从而全方位,全景式摄录了平凡世界的全貌.”[3]（P63）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才使得路遥的某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从广阔的角度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历史画卷.

2.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安排方面的外来影响

路遥还从托尔斯泰、司汤达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受到影响,注意到了典型人物和社会、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努力在作品中塑造具有社会意义、反映时代特点、体现时代脉搏的典型人物.路遥强调,文学形象必须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而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要把生活中的一般事件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反映出广阔的社会和时代.事实上,路遥通过他作品中马建强、马延雄、高家林、孙少平等形象,确实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此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安排方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无疑给路遥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在人物的安排上,《人间喜剧》使用“人物再现法”,让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在构建《平凡的世界》时,似乎也借鉴了这种方法,尽管二者在规模上相差甚远.路遥说：“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可能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1]（P270）基于这种考虑,作者就必须使人物尽可能早地出场,而这和托尔斯泰的安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战争与和平》中,开始部分通过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举行的晚会使主要人物纷纷登场；而在《平凡的世界》中则通过王满银因卖老鼠药而被劳教的事件,“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了.[1]（P270）据统计,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润叶、晓霞、田福堂、田福军等十余人有专章进行集中描写,而其余次要人物在不同章节中均有所提及,至于有些重要人物则在几十章当中都曾出现.这样,在整部书中,作者就有足够的篇幅去表现他们不同阶段的不同性格侧面,并最终给我们留下一个丰富、完整的形象.比如孙少平,就有艰难求学时的孙少平、村办中学教书时的孙少平、在家务农时的孙少平、黄原揽工时的孙少平、组织暑假夏令营的孙少平、铜城煤矿做矿工的孙少平等这许多阶段的性格侧面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孙少平.此外,路遥的创作在结构设计、对典型性格的刻画、通过几条平行发展又时有交错的线索达到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等方面,也受到了外国文学明显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陈忠实创作的外来影响

陈忠实也一直喜欢阅读外国文学.自从陈忠实上初中时阅读了第一部翻译小说《静静的顿河》后,便产生了喜欢欧美小说的偏向以及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浓厚兴趣”.[4]（P79）

此后,陈忠实将他所能找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尽数阅读,并深入地“研究当代的、现代的、各流派的”作品.不仅如此,陈忠实在和路遥等作家的讨论中,“话题总是集中到苏联作家和作品的阅读感受上,艾特玛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还有颇为神秘的索尔仁尼琴,等等.” [4]（P90）陈忠实发现“欧洲作家创造的这些不朽作品,和我的情感发生过完全的融会”[4]（P88）,并激起了他更大的阅读兴趣,以至于面对“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能够兴趣十足地阅读.这对陈忠实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过程中,陈忠实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阅读和接受,是最具代表性的. 陈忠实是我国接触《百年孤独》最早的读者之一.早在《百年孤独》尚未出版之时,陈忠实就从一个编辑朋友郑万隆那里看到尚待出版的中译本.这次阅读经历,使陈忠实对《百年孤独》产生了极高的评价.“一旦目触奥雷连诺那块神秘的‘冰块’,我就在全新的惊奇里吟诵起来”,尽管《百年孤独》的叙述形式他还不完全适应,但他已经“十分专注地沉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生活世界和陌生而又迷人的语言世界”之中[4]（P92）.

上述阅读经历使陈忠实的创作观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吸纳了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和诸多现代小说技法”[4]（P59）.在此基础上, “现实主义者也应该开放艺术视野,博采各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4]（P32）创作观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白鹿原》的创作,使其在创作方法、语言形式、情节安排、艺术技巧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性,最终创作出了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著作——《白鹿原》.在此,仅从对广阔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的描写以及魔幻手法的成功运用方面入手,探讨其对《白鹿原》创作的影响.

1.对广阔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的描写

作为一部当代拉丁美洲的百科全书,《百年孤独》通过对马孔多小镇的兴衰以及布恩蒂亚家族七代人命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生活.马孔多就是拉丁美洲的缩影,透过作者描写的马孔多小镇,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画面.与此相近,《白鹿原》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也通过浓缩了时空的白鹿原以及白、鹿两大家族的三代子孙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恢宏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4]（P137）《白鹿原》中,白鹿原偏居西北一隅,相对狭小、封闭.但也必然无法摆脱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透过白鹿原人们的生活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的却是历史脉搏的跳动和时代风云的变幻,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幅作为人们生活大背景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白鹿原》表面上是写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但实际上上演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表现的却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广阔的社会生活,融注于其中的还有对中华民族厚重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

2.对魔幻手法的成功借鉴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作方法和技巧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以神奇、魔幻的手法反映拉美各国的现实生活,把神魔、鬼怪、巫术、幻境等内容插入到对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作品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又带有明显的魔幻性.

在《百年孤独》中,作者通过魔幻的手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奇异世界,为其蒙上了一种强烈的魔幻色彩.而在《白鹿原》中同样能够看到明显异于现实生活的魔幻性.比如,白嘉轩的第六个女人胡氏曾经诉说了她梦见的鬼怪——白嘉轩之前娶的五房女人,但是“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5]（P16）.更奇特的是,为了驱邪,白家请来的法官在经过一番动作后,“最后从二门的拐角抓住了鬼,把一个用红布蒙口扎紧了脖颈的瓷罐呈到灯下,那蒙口的红布不断动弹,像是有老鼠往外冲撞.” [5]（P17）最终,在把抓到的鬼“煮死再焙干”之后,白嘉轩家里“此后果真不再闹鬼”.[5]（P17）这些情节打破生与死、人与鬼、人间与冥世的界限,看似荒诞不经,却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为小说平添了一份魔幻色彩,能够明显看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其的影响.贾平凹曾坦言,“我近年写小说,主要想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如何用中国水墨画写现代的东西等”[6]（P299）而这“实际上是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破碎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再度整合重构,产生出一种崭新的观念、崭新的风格、崭新的书写”[7]（P20）,这在《高老庄》、《土门》等作品中都有一定的体现.

总之,我们认为,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明显的外来影响,使得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了较多的世界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