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记忆之间:文学记忆史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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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记忆”概念引入文学研究,建构“文学记忆史”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对象看,文学记忆史包括两个方面：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关于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从研究内容看,文学记忆史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W：为何（why）回忆,回忆什么(what),如何(how)回忆.

关 键 词 ：社会记忆；文学记忆史；建构

记忆一直是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发表《记忆的社会框架》,研究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集体记忆”,记忆开始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题.1932年,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巴特莱特出版了《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将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随着西方后现代历史学的兴起,记忆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对象.记忆的崛起导致了“历史记忆”概念的解体.史学家认为,“在历史与回忆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或者说在两种过去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①在这个灰色地带,在历史与记忆之间,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记忆史”的新的研究领域.

借鉴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我们将“记忆史”的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文学记忆史”.首先,文学、历史、记忆三者之间本身就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历史的缪斯女神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文学与历史有着记忆母亲的共同基因,都是记忆的传承方式.其次,文学记忆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学史完全不同.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文学记忆史包括两个方面：1.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包括重大历史事件、日常生活的文学记忆；2.对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即关于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社团、文学出版等文学活动本身的记忆.如果说传统文学史主要采用阶级斗争、现代性、启蒙主义、审美形式等核心范畴,文学记忆史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这就是“社会记忆”.本文将文学记忆史的相关问题概括为三个W：为何（why）回忆?回忆什么(what)?如何(how)回忆?

一、为何回忆：文学记忆的功能

“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②这是安妮•,弗兰克在1944年2月23日的日记中写下的名句. “安妮•,弗兰克是谁?”这是纳粹记忆史研究专家阿尔文•,罗森菲尔德在《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是对于那些与安妮•,弗兰克一样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无数犹太儿童,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利•,威塞尔在《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的演讲中引用了几位犹太儿童写的诗,其中一个与安妮有着相同遭遇名叫玛莎的小孩在死前写道：“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我没有钱可节省/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和我的精神的火/我一定要节省留下的泪水/我需要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威塞尔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是对纳粹大屠杀最好的记忆,而最好的记忆是由安妮和玛莎这样的儿童提供的,因为他们面临的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担负见证,传达一星火焰,一段故事的残片,一个真相的反映.”③

阿多诺说过：“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批评的是那种作为麻醉剂的诗歌和患上健忘症的诗人.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中,许子东解读了50篇以“”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在许子东概括的几种“”叙述模式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的“坏事变好事”,还是“红卫兵-知青”的“我错了,但绝不忏悔”,都有一个共同点：忘记过去.张弦的小说题名《记忆》,鼓吹的却是忘却：“当明丽的阳光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昨夜的噩梦,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却得越干净越好吗?”④反之,在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中,那位在“”结束十年之后,仍然活在噩梦般的“记忆”中的历史教师,被人们视为“疯子”,避之惟恐不及.

据说在古希腊有两眼名泉：记忆泉与遗忘泉.记忆与遗忘犹如麦比乌斯怪圈的两面.如果没有遗忘,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可怕的梦魇之中；如果没有记忆,这可怕的梦魇就会噩梦成真.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遗忘”称为“社会性失忆”（与心理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失忆”完全不同）.为什么会出现“社会性失忆”?这是因为权利对社会记忆的控制.保罗•,康纳顿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利等级.”⑤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那句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就深刻地表达了“记忆”的巨大力量.如果可以控制对过去的记忆,“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⑥ .正因为“记忆”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潜能,它自然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福柯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等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为了对抗二战后对纳粹大屠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有意无意的回避、遗忘与歪曲,很多作家、艺术家（包括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将纳粹大屠杀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不仅是对苦难的慰藉,也是对苦难最好的记忆.文学记忆的社会功能,就是见证过去,对抗遗忘.

二、回忆什么：文学记忆的选择

阿尔文•,罗森菲尔德在《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选来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谁?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有众多的安妮•,弗兰克可供选择.然而只有一种超越了他者之上等天真单纯、极度乐观的积极形象.”⑦罗森菲尔德回顾了安妮•,弗兰克形象的记忆史.在二战刚结束时,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是悲观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开始强调安妮日记振奋的一面,弱化它悲惨的一面.这种倾向在1955年的舞台剧《安妮•,弗兰克日记》中达到了顶峰,该剧的编剧甚至设计了这样的台词：“安妮在荷兰的集中营里很愉快.”这与集中营里真实的安妮形象相去甚远：营养不良,濒临死亡,陷入绝望等

正如哈布瓦赫所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安妮•,弗兰克形象的文学记忆史典型地表征了社会记忆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也表现在安妮形象的中国之旅中.钱理群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初中卷6）选用了安妮日记的重要内容,加上其他几位犹太儿童写的诗歌,组成一个阅读单元.尽管纳粹大屠杀的题材令人恐惧,编者选用的这些犹太儿童的日记和诗歌却非常阳光,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在《新语文读本》的初版中,该阅读单元的标题是“面向死亡的日记与诗歌”,在修订版中则改为“祈祷明天”.这种改动显然是为了弱化安妮日记的悲观色彩,转而强调积极乐观的一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这就是被称为集体“无罪流放”的“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所属的六千多名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沈从文、萧乾、陈白尘、臧克家、冯雪峰、郭小川、张光年等著名作家,被集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以下简称向阳湖干校）劳动改造.我们可以将这段长达六年干校生活的集体记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记忆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

对向阳湖干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究竟什么是干校?韦君宜说：“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儿’一门课的学校等等于流放.”⑧在韦君宜的眼中,向阳湖类似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它留下的创伤性记忆刻骨铭心,无法遗忘.在贺黎、杨健采写的口述史著作《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的封面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肉体摧残――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精神摧残――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句话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干校集体记忆的两个方面.首先是肉体摧残,也就是劳动改造.这不是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是惩罚性的、带有赎罪性质的体力劳动.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中,对1970年向阳湖干校初创时期劳动之艰苦,都有一个相似的细节,这就是“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其次是精神摧残,也就是各种形式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一位亲历者写道：“在历次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是最奇特、最难以捉摸、最无法解释的一场运动.它以糊里糊涂始,以莫名其妙终.”⑨这场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却使知识分子互相揭发、互相监视、人人自危,给当事人留下了难忘的痛苦记忆.

尽管如此,向阳湖也给干校人留下了许多真诚的美好记忆,正如萧乾的题词“向阳湖是我们时期的避难所”.相对于“”初期惨烈的政治运动,向阳湖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记载自己1969年下放干校之前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其中写到宣布下放名单时,“有如听考生放榜,怦然心动”,这应该是一种真实的情感反应.我们还可以在王世襄的诗中找到向阳湖的美好记忆.王世襄自述“从小对动物就很喜爱.玩过鹰,养过,斗过蟋蟀”.在向阳湖,王世襄有观鱼、买鱼、吃鱼之乐,1971年还曾作诗《观鱼十首》.他在诗的序言中写道：“渔父老韩,世居此村,予欲随船观渔,请而后可.未曙出湖,日上而返,京中无此乐事.”⑩他还有很多诗句描绘自己在向阳湖捉鱼、牧牛、养猪、放鸭之乐.

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记忆.向阳湖究竟是流放地,还是避难所,曾经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有学者认为,向阳湖干校只应作为民族的耻辱而存在,批评对向阳湖的商业开发“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现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B11.也有人认为,向阳湖可以成为类似“博物馆”这样的“记忆场所”.无论如何,在向阳湖的集体记忆中,创伤性记忆应该成为一种主导性记忆,故意遗忘或一味美化这段历史,都是对历史的误读与歪曲.

三、如何回忆：文学记忆的传承

哈布瓦赫在1925年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最早论述了家庭的集体记忆传承,并对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做了社会学的重新解读.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伯爵,另一个与富有的银行家结婚.高老头被两个女儿抛弃,父女之爱荡然无存.与马克思对巴尔扎克小说的理解完全不同,哈布瓦赫从他的集体记忆理论出发,对这种现象做出了新的合理的解释.哈布瓦赫指出,至少从古罗马时始,女子一旦出嫁之后,就必须与自己的父母断绝情感联系.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与他保持情感距离,是为了将以前的家庭记忆彻底抹去.“因为夫妻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记忆,如果他们婚后都继续沉浸在以前的家庭记忆里,夫妻双方必然会出现冲突.”B12

借鉴哈布瓦赫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对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理论家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创伤性记忆进行研究.对于重大创伤性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来说,回忆过去、反思过去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以周扬为例,根据胡风夫人梅志的口述,1980年,胡风平反之后,周扬来医院看望胡风.周扬没有道歉,只是说：“你知道吗?我也被关了八年啊!”B13 据丁玲丈夫陈明的口述,1979年五六月份,丁玲和陈明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对于丁玲二十多年来遭受的苦难,周扬一句话也没有问,就讲他自己怎么挨打,耳朵也打聋了.最后丁玲要离开了,他才说了一句：“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一个人身上.”B14

“不能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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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是无法掩盖或抹杀的,因为创伤记忆总是在人们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林贤治主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记录了多位所谓“黑五类”子女的集体记忆.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在升学、就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历经坎坷.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最痛苦的莫过于创伤记忆造成的代际之间的伤害与心理隔膜.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忆,当年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不得已改了姓名.多年以后,父子见面,非常客气,酒过三巡,父亲提出能否改姓.B19此情此景,真是情何以堪.相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难以理解的说法,干校知识分子的子女有一个非常诗意的称呼：“五七路上向阳花”.一位“向阳花”回忆,她在咸宁干校生活了三年,与父亲仅仅见了三次面,原因只有一个：与父亲划清界限.为了划清界限,她甚至拒绝给父亲写一封信.B20这种血缘亲情与政治立场的冲突造成的尴尬与隔膜,在父女两代人的心中,都是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记忆.

注释：

①［美］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德］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何纵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③［美］艾利•,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陈东飚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④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3页.

⑤［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⑥［英］乔治•,奥威尔：《1984》,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⑦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⑧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⑨杨静远：《咸宁干校一千天》,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⑩B11B20参见李城外编《向阳情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134页,上卷第262页,下卷第117页.

B12［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B13参见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B14陈明：《我与丁玲5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

B15B16B17参见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第50页,第189页.

B18参见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B19参见林贤治主编《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成果,项目编号：09YJC751024；湖南大学2011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