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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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13-4

21世纪虽然刚刚开始,2006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却已经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在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把脉中,再次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生死存亡提出了警告.在此之前的2003年,斯皮瓦克教授在《学科之死》中,更断言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自意大利的克罗齐对“比较文学”学科高度质疑以来,为大观.我自己作为对这个学科有兴趣的一个兵勇,近30年来在这个圈子中获得的种种感知和经验却又告诉我,如果从东亚地区,特别是从中国地区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考量,例如2008年10月刚刚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学术年会上对30年来我国关于这一学科蓬勃进展的总体状态的估价来看,我觉得欧美的这些“学科病理学者”所描述的“学科病状”和阐述的“病理机制”,与我国和东亚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相距甚远.

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许多人文学科都已经发展出了两个层面,即一个层面是从事作为本门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本体性的研究,构成这个学科得以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系统；一个层面是基于本体性研究的成果而抽象出来的学科理论,构成这一学科原理的阐述系统.这两个层面本来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当它共存在于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派之中的时候,其相辅相成可以逐步臻于至美的程度.但在有些学科中,两个层面逐渐分离以至对立的状态日益明显,终于变成了一个躯体两张皮,眼下有些学科正在这样的病态中运行.比较文学的发展不幸未能免其俗,其学科的阵容目前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两张皮的病状之中.

在我个人阅读到的关于对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诊断分析以及由朋友转告的信息中可以体会到,欧美有些“原理阐述”者不断发出学科“危机论”,21世纪以来提升了“危机警示”的级别.尽管表述的视角不尽相同,甚至彼此还有争论并形成对立,但若把他们的表述与从事比较文学本体性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则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无足轻重,而与本体l生研究的对立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我个人意会在学科的两个基本层面上――关于对“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观念范畴的界定与对于“比较文学”学科中本体性研究对象范畴的界定――学科“本体性研究者”与“危机论者”,似乎存在着根本性的不一致.

“危机论者”几乎都是致力于“学理”的阐述,一般未见其有“文本研究”问世.统观他们的论说,其立论大都缺失一个作为立论基础的具有稳定性的“比较”范畴观念.他们纵横捭阖旁征博引的说辞,给人的感觉则是论说者几乎都没有能够从作为认识论的一般“形式认知”的意义上.摆脱“比较”的概念而赋予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定学科中所应该具有的学理意识.

说起来是老话了,当年“比较文学”在创建过程中确立的“比较”的范畴,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跨文学研究”的价值.其后在这个学科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例如近30以来,中国研究者以“文学发生学”等为核心对“跨文学研究”的认知与把握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从文明史积累的丰厚的知识和自己的研究体验中认识到,任何一个作为现实存在的“文本”本身,一定是人类总体文明进程中由特定时空造就的“多元文化复合体”,对任何一种“群体文学”或“民族文学”的传统来说,它们几乎全部都是“文学变异体”,从而创生了绚丽多彩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长卷.研究者对“文学本相”的开掘与所提升的理性思考,使作为这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比较”的范畴具有了远远超越它在创立时代所表述的学理意识,而在“多元文化”的层面中拓展和深化了它的价值意义.确立这样的“比较”范畴意识,就是在文明史总体中,即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扩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视野,实际上它已经肩负起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已经被阐述过的“文学文本”进行重新审视的使命,并在世界丰厚的文学资源中依据学科范畴意识进行新的发掘与表述,从而成为人类认知自身文明史的一翼,并成为昭示未来发展的智慧.我相信这是在本学科的实践中提升的关于“比较”范畴的基础的也是核心的学理意识.理解这一基本学理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升华,可以有效防止“比较文学”学科失却核心的解释意识和研究对象,防止在“非比较文学”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本学科不断地转向.例如,像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1993年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伯恩海姆报告),这种“转向”把一般文化学、文学、哲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中一时间兴起来的“主义”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理,而不断使学科研究改换其主体方向的典型,造成理性表述的飘游不定.而当这些“主义”在其本领域退潮后,在亢奋中“转向”的“比较文学”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造成学科“衰竭虚像”,在缺失本文研究实感而浮游在本学科外缘的学者中造成重重“错觉”,或许他们本人就是这些“错觉”的倡导者,学科“危机感”和“失落感”便由此而生.

比较文学“危机论”的本质,则在于论说者虽曾多方寻找或预测这一学科研究的核心而又不可得,在不断地“转向”中思虑迷茫终究失却了信心.其实,“比较文学”从它形成的缘由开始就已经表明,它是一个在多层面上解析文学的逻辑系统,并不是一门“纯思辨”学科,这一学科的本体性研究对象存在于对“文本”的研究中.中国与东亚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表明,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它细读与阐述的对象.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具备作为学科“比较”范畴的学理意识,这一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存在着广泛而又丰厚的文学资源库,无需以飘忽的眼光到处寻找“活命”的处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它的文本阐述的层面必然是多样性的,诚如《北大21世纪比较文学教材系列》所设定的“发生学”、“形象学”、“阐述学”、“译介学”、“符号学”、“诗学”等等研究,由此构成这个学科得以生存的基础,展示了这个学科相对恒定的基本价值,并且在人文学术中愈益显示它的生命力.

比较文学的学理当然应该是在这样丰厚的“文本阐述”的基础上得以凝聚、形成、提升和发展.这并不是说比较文学的“学理”拒绝接受相关学科的思维,恰恰相反,学科的本质特性使它有可能比其他学科更能把多个学科的理性思维成果融合在自己的学理中,但这并不是由此而可以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理就是欧美多种学科思潮的“批发部”和“中间商”.3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切地体验到,本学科学理的本质性概念的形成与相对确切的表述,一定来源于具体文本研究的经验与思考,学科理性表述的本体由此而逐步形成.如果不做文本解析而空言学科道理,就像一个没有做过实际病况诊断和没有处理病情经验的人,对芸芸众生随意开出“救治处方”甚而发表“病理学”报告,其远离主题则是必然的.这样的“诊断”不仅必定没有意义,而且其隐伏的后果极其危险.我在上文中提到学科“危机论”主要是由“缺失文本研究实感而浮游在本学科外缘的学者”所主张,这一判断或许不恭,但不是感性的提法.我追踪本学科主要理论者的学术踪迹已经很久,我们几乎很难读到“危机论”者所提供的关于在“比较文学”意义中进行“文本”解析研究的报告.这一事实提示我们,不做“文本研究”而空言学理的“比较文学者”对学科的认知,与我们这些正在从事学科本体性学术研讨的“比较文学者”对学科的认知,是非常不同的.学科实践告诉我们,只要人类文明总体中“文学”存在着,“比较文学”学科就不可能有“灭顶”的“危机”,它当然需要在学术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提升,但这一学科乐观的前景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