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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隋唐时代,中国古典德育理论进入到一个稳步发展的时代.它既去掉了魏晋南北朝后期过分倚重审美而忽略教化的倾向,也扬弃了两汉时代的政教中心论,汲取了汉代与六朝德育理论中的精华,确立了情采并茂、文质彬彬的审美观念.美育对发展学生完整的个性非常重要的.本文以审美体验为途径,阐发在古代诗歌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键词：唐代 文学 史学 德育
美育不仅能促进智育和德育,自身也有独立的地位,对完善学生个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古代诗歌很多都是借感性形象来传达情感的,所以学习古代诗歌,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的感情,有利于学生的审美品位、智力开发、情感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其次,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也不废除文学的审美与抒情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初唐史家认为,文学的教化功能只有融进作者的情感与性灵才能实现,像北周苏绰不顾文学特点,否定六朝文学,简单回复古道的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
唐代统一南北后,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正式摆到了统治集团的文化视野内.魏徽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徵以一个政治家兼史学家的眼光,站在为初唐统治者服务的立场上,倡举兼融南北文风之长,去其所短的主张,使唐代的文化建设能够兼收并蓄,取得长足发展.唐代美学与文艺的健康发展,与这种文化战略是密切相的.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三、白居易、韩愈的德育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结合中唐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的风雅与美刺传统作了新的发挥,是自汉末诗教衰落以来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再度弘扬,其思想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激切.
白居易为了使新乐府诗合于所谓“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还倡导“辞质”、“言直”、“事实”、“体顺”的要求.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这些要求中,白居易最突出的是内容的可靠与语言的朴实无华,他之所以反对六朝文风的绮靡,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悖于政教的宗旨.白居易在中唐年代国力不振、皇权衰落之际,挺身而出,以一介文士身份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文学批判现实,警醒当世的作用,弘扬传统德育中的讽谏精神,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