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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学者认为,珍妮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有过于严重的异化倾向,十分不成功.但笔者以翻译批评学和价值学为理论框架,从译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译本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出发,指出《围城》茅译本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关 键 词：翻译批评学；价值学；文学翻译；围城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译界对翻译批评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所提出的要求.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创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而翻译批评学就不同了,它是对包括翻译批评活动在内的翻译活动本身为客体对象的理论思考,是对翻译活动及翻译批评活动的本质、内在联系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的总体性和整体性的探讨,并为翻译批评活动提供一般性的准则的理论活动.它的客体已脱离了具体译文文本或翻译现象,而是对翻译这种人类活动对人的生存意义与社会发展的价值进行评价并做出引导的活动,因此其理论依据已不再是翻译理论了.（吕俊,2006：52）对此,国内以吕俊、侯向群为代表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学》、《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等等,对翻译批评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文将以他们的理论为框架,以钱钟书先生的著名小说《围城》为例,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新出路.
二、翻译批评学与价值学
长久以来,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几乎都是把原文文本作为理想的标准,这样的,例如泰特勒的有名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从意义的对等到风格的对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皆概莫能外.这种客观主义的标准之哲学基础是认识论中的真理符合论,实际上是犯了把观念客体当成实存客体的错误.因为任何文本都只是观念性客体,而不是实存性客体.所以我们以往的翻译批评基本上属于实践性的,而不是翻译批评学的那种理论性的.
吕俊教授认为,翻译活动是人类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是一种事实存在,又是一种价值存在.翻译活动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它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性,合规律是为了合目的,即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翻译批评学正是运用评价理论对翻译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关系的揭示与认识.（吕俊,2006：55）翻译批评学同任何元批评一样,是一种评价理论.评价理论属于价值学的范畴,它的哲学基础是价值哲学.所以翻译批评学的哲学基础也应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理论,它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以及如何满足需要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以及个人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一种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客体满足了主体需要时,客体就对主体有价值,如果客体不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没有价值,如果客体损害了主体的需要,它就有负价值,如果客体暂时不能满足主体需要,但在未来可能会满足,那它就有潜在价值.所以要凭借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揭示客体的本质与内在规律,并进一步揭示客体对人的意义与价值,即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价值论的评价基本原则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是翻译批评的明确的方向,也是翻译理论的发展的道路.
三、价值学视阈下的《围城》英译本
钱钟书先生《围城》一书,由美国作家兼翻译家珍尼凯利(JeanneKelly)译出初稿,再经美籍学者茅国权(NathanK.Mao)校阅、润饰、作序、附注,然后由印第安纳大学于1979年出版,一时反应甚为热烈.乔纳森斯本斯在《纽约书刊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这部作品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弗兰西斯兰德尔则称《围城》（英译本）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深奥微妙,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才能（陆文虎,1989：403）.
但也有人对译文不满,并将其中的毛病缺陷逐一罗列,大肆批判.如胡定邦,他在1982年《围城》的书评中毫不客气的指出,珍尼凯利和茅国权合译的《围城》具有浓重翻译腔,成语的翻译多是费解的直译,没有作文化的调整；特定的俏皮话、文学引喻也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或是不译.（张泉,1991：165）1995年香港孙艺风先生,在《中国翻译》上也撰文指出《围城》茅译本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遣词不当,语法、文体毛病,以及汉语式倾向等等（孙艺风,1995:32）.据此,有人就认为珍妮和毛国权的《围城》译本翻译有过于严重的异化倾向,十分不成功,没有展现出原文的艺术特色,有人还断言：“想一想《围城》原书,想一想作者钱钟书,再想一想手头的英译本,这样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充当他作品的译者.”（夏志清,2005:374）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珍妮和毛国权的《围城》译本呢
1.《围城》茅译本是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展的产物
《围城》茅译本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珍妮和茅国权个人的决定的产物.首先,《围城》的英译受到了美国钱学研究的触发和影响,在其问世前,《围城》汉语版本已经在美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声誉了.最早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钱钟书作品的是美籍学者夏志清.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围城》汉语文本做专章介绍,是海外研究《围城》的发轫之作.夏氏高度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等”（夏志清,2005:380）夏氏一家之言是否切中肯綮,值得商榷.但是夏氏对文本的评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70年代末期,美国重新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钱钟书的论著.1976―1977年,美国发表了四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可分两类:一类是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接受的论文――《从语言和文学观念研究钱钟书的〈围城〉、〈鬼〉及〈写在人生边上〉》（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博士论文）和胡定邦的《从语言―文学角度探讨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另一类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接受的论文――《论钱钟书〈围城〉中的中国小说传统之阐释》（史丹福大学亚洲语文系博士论文）和胡志德的《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些论文的作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汉语版《围城》,使美国学术界对于《围城》的主题和思想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许多学者对于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巨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迫切的想知晓更多的中国文化.
其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化出现了多种族,多民族倾向.在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对异域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日益改善,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平等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成为现实.在学术界,从1966年开始中国通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些中国通有费正清、鲍大可、亚历山大艾克斯坦、白鲁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奥克森伯格等.这些中国通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研究,最终出版了一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八本书.他们还建立非组织,从事中美民间文化和学术交流,如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60年代起,文学翻译在美国开始受到公众和学界的重视,作为西方中国学的一个专门领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是从60年代逐步形成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主张“天人合一”、“回归自然”、“中庸之道”和“和平宁静”等观念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再度受到美国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掀起了翻译学习中国古诗的第二次,翻译文学中的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已渐渐成为主流文化.
再次,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活跃着许多华裔中国学学者,他们十分迷恋“钱学”,熟悉两种语言和文化,又甘愿充当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茅国权就是其中一位）.在茅译本的致谢中,译者感谢的几位赞助教授和负责人除Prof.Mark.A.Givler外,其他六人都是中国姓名,因此,他们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更迫切的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于是宁愿牺牲通顺地道的译文,也要保留汉语文本的文化精髓.正是他们努力促成了《围城》英译本的出版,力图在普通美国民众中推广中国文化.
最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主题源于西方,写作主题和艺术特色一定程度的“欧化”吸引了西方学者,而且钱钟书先生早已引起海外的注意.二战后,钱钟书在《天下月刊》及《书林季刊》（Philobiblon,战后图书馆创办的一份英文汉学季刊）用英文发表的文章可能早已使西方汉学家留下印象,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进其英译本的接受.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珍妮和茅国权如果仍然用“地道”的英文来翻译,那么美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一定会对过度欧化的译文产生疑虑,满足不了他们对真正的东方神韵的渴求,甚至会混淆视听,对于汉学在美国的发展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这两位译者坚定的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出色的传递了原文中的中国文化.
2．《围城》茅译本满足了社会各界的期待视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围城》茅译本自1979年出版以来在美国享有盛誉.该书出版后,一直被美国许多大学作为教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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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8;围城》茅译本,钱钟书在美国成了畅销作家.198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胡志德（西奥多尔赫特斯）出版了QianZhongshu（《钱钟书》）,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如何把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与文学社会化的迫切要求平衡起来”（胡志德,1990:3）,成为美国汉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PMLA（Publicationsof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学刊还把钱钟书列为唯一的一位中文顾问.《围城》茅译本作为异化翻译的典范,促使学者和民众开始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看待异域文化.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重新审视了东方文化.他们认为,读者阅读外国文学译本,无非就是希望通过译作欣赏文学作品特有的韵味,领略外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情调,但原作的韵味、情调与原作语言形式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改变,便可能丧失原作的韵味和情调,若一味地予以归化,便不成为翻译了.受此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出现了新转向.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学者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提出,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存异”,而不是“求同”.他们认为翻译应当保留原文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让人们充满好奇的去理解译文带来的异域文化,促进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
由此可见,《围城》茅译本为美国汉学的发展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在它之后美国文化多元化声势愈来愈强大了.
四、结语
尽管学术界对于《围城》茅译本有一些争议,但它在符合社会历史需要,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评价理论为观照,一切文学翻译批评乃至于我们对文学翻译批评的批评,都应当是一种包括事实判断在内的价值判断即应然判断,而非单纯的事实判断或实然判断.以价值评价理论为观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握批评对象的社会（道德）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更好地了解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文学翻译批评与其他批评以及其他类型的翻译批评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有益于我们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文学翻译批评的价值评价体系,也有利于我们更为科学（合理）的开展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批评本质上是对文学翻译的评价,文学翻译批评及其研究,都应当在价值评价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以价值评价理论来观照文学翻译批评,它能让研究者站在新的高度以更广的视野来审视这一社会活动,使我们既看到文学翻译批评这一特殊事物与其他事物（社会活动）的共性,也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和揭示这一活动所具有的个性,使我们对文学翻译批评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本质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