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会计准则应用综述: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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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基路(1976-),女,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会计：

王华(1956-),江西上饶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会计.

摘 要 ：比较中国和英美国家应用IAS的法制环境,我们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弱化,证券分析师发展水平落后,税财的一致性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的自然约束效力不明显,这些制度背景的差异影响了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并导致了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国际文献的结论和理论解释在中国“水土不服”.

关 键 词 ：国际会计准则；法制环境；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58-05　收稿日期：2008-05-23

在欧盟和美国这两个强势集团的采纳和支持下,IAS／IFRS(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使用,2006年2月,中国公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表明,中国在准则上已经取得了与IAS的实质性趋同,然而,由于制度背景差异、政策性差异、职业判断差异以及执业质量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会计准则的执行必然受制于环境,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准则采纳与否转向准则如何执行.我们选取在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为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之后,IAS／IFRS获得广泛应用的这段时期(2000-2006年)内,在国际顶尖会计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归纳和评述英美国家执行IAS／IFRS的实证研究结论,为国内执行与国际趋同的新准则提供借鉴,同时也对中国和英美国家应用IAS的制度背景加以比较.我们从信息披露的外部环境和公司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将会计准则应用研究划分为法制环境、证券市场透明度、投资者保护与外部审计四部分.本文述评的文献属于第一部分：IAS应用的法制环境.

一、国际会计准则应用的法制环境

(一)前期共识：法制因素的范围

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2002,2006)的系列研究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制和证券规则的完善相关,其基本原理是良好运转的法律机制能够约束内部人的行为,有效地保护外部投资者,从而提高公司外部融资的能力并开拓更多的发展机会.La Porta et al,(1998)衡量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五因素(传统法律体系、少数股东权力、司法体系有效性、国家法规、会计信息披露准则)被视为法制因素得到广泛认可和采纳,当代相当一部分准则应用的法制环境研究,无论是在假设的理论解释上,还是在代理变量的构造上,都以此为基础.

(二)法制因素的当代实证研究结论

1　法制因素对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解释力.由于法制因素在如下五个方面所具有的影响,那些拥有更强大投资者保护和更有效法律机制的国家的上市公司,享有更高的权益价值和更低的资本成本.(1)降低固定风险.更多披露降低了系数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估计误差风险,而它们都是固定风险的一部分,因而反映在资本成本的降低上(Lambert、Leuz、and Verrecchia,2005).(2)降低持有资本的补偿要求.更好的披露减少了投资者对管理者掏空的监视成本,因而也相应降低了他们对所持资本的补偿要求(Lombardo and Pagano,2002a).(3)提高公司的权益价值.La Porta et al,(2002)利用Tobin’s Q证明强势的股东权利和立法机制与更高的权益价值相联系,而Lee and Ng(2002)也证明,腐败盛行国家的公司其权益价值更低.(4)提高权益回报率.Lombardo and Pagano(2002b)利用实现的股票回报、公告股利、和市盈率证明,法制体系的质量(如司法效率)与权益回报率相关.(5)降低信息不对称.证券规定是在国家层面要求的披露,而建立在公司层面的研究结论,更多是反映公司自利的选择(Leuz and Verrecchia,2000；Verrecchia,2001),相比之下,强制披露的效应比自愿披露的效应更明确(Lambert,Leuz and Verrecchia,2005).Bushee and Leuz(2005)也证明,有效的证券监管约束公司全面披露好消息和坏消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加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2　法制因素对减少分析师预测误差的解释力.近期的研究发现法制因素对减少分析师预测误差具有解释力.(1)披露水平的提高降低预测误差.Hope(2003b)指出,年报披露提供了有关公司前景和会计实务的信息,增加的披露信息量与更准确的盈余预测相联系.(2)会计准则执行强度的提高降低预测误差.财务信息的质量,是准则的质量与监管准则执行或公司自觉应用二者的函数(Kothari,2000),准则在何种强度上强制执行,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确定准则的违背,是与准则本身一样重要的.尽管已经观察到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逐渐缩小的国别差异,各国在准则的执行方面继续保持着显著差异,因为没有直接和无争议的方法来度量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在国际环境下研究执行情况的文献屈指可数.Hope(2003b)考察了22个国家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会计准则执行强度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证明强执行力度与更高的预测准确性相关.(3)会计方法选择自由度的限定降低预测误差.大量可选会计方法导致分析师的任务复杂化(Ashbaugh and Pmcus,2001),如果会计准则严格地限定会计方法的选择,分析师将面临降低的不确定性(Hope,2003b).

3　法制因素对增强国际资本流动性的解释力.早期研究中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国家之间存在着资本流动的障碍,而信息成本是本土偏好的主要原因(Gordon and Bovenberg,1996；Coval and Moskowitz,1999；Ahearne,Griever,and Wamock,2000).法制因素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少数股权保护与信息成本.外国投资者通常是少数股东,面临着被管理层或控股股东侵占／掏空的风险,而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法制体系将降低风险,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和意愿.(2)财务报告披露透明度与信息成本.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信息劣势,也降低了他们为私有信息付费的动机,及时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损失,因而将吸引更多的资金(Bushman and Smith,2001).Young and Guenther(2003)检验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环境的国别差异,发现跨国的资本流动性与国家财务报告环境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　法制因素对限制盈余管理的解释力.功能完善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以及有效的披露标准限制了内部人谋取私人控制利益的行为,因为侵占财富会承担更多法律风险和成本(La Porta et al,,2000；Nenova,2003),在强投资者保护和运行良好的法律机制下,与控制权分离相应的盈余管理也会减少(Dyck and Zingales,2004；Nenova,2003).Haw,Hu,Hwang,and Wu(2004)使用La Pona(1998)五因素作为法制的代理变量,验证了在罗马法系和弱少数股东保护的国家,控股股东更有机会牟取私利而罔置分散的小股东利益于不顾,与La Pona,Lopez-de-Silanes,and Shleifer(1999)和Nenova(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强投资者保护、国家法规和司法效率都导致盈余管理降低,与Leuz,Nanda,and Wysocki(2003)一致.

5　非法制因素.除了法制因素以外,法制环境中还包括一部分非法制因素,正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Dyck and Zingales(2004)归纳的非法律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竞争、传媒广泛性以及税收与财务会计的一致性(F T一致性).(1)产品市场竞争.Shleifer and Vishny(1997)、Dyck and Zingales(2004)一致认为,产品市场竞争限制内部人侵占资源.因而竞争成为一种自然约束.(2)传媒广泛性.在传媒独立而发达的情况下,控股家族可能不得不为了其子孙后代的发展而适当约束其私人利益.Haw、Hu、Hwang and Wu(2004)以日报的发行量除以人口数作为传媒广泛性的代理变量,验证了传媒广泛性降低控制权分离所致盈余管理的作用.(3)财务与税收的一致性.Ali and Hwang(2000)指出,税务会计并不是为满足投资者需要而制定的,它受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目标的影响,具有重新分配财富以及促进或限制某些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且,经理有动机为了避税而报低利润,与主要服务于证券市场的财务会计具有不同的效应.因此,在提高信息相关性方面,这些证据都支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但是,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结论是相反的,高效的税收机制控制私人牟利,与小股东相比,税收征管当局具有更多权力和动机,而且不涉及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它更能发挥公共产品的功能(Dyck and Zingales,2004).

(三)法制环境的当代实证研究方法

对IAS应用的法制环境进行实证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量化非数字形式的各种法制和非法制因素,当代相关实证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充分体现了研究主题的量化特征.

1　代理变量的构造.

(1)离散变量的广泛运用.表征法制因素的代理变量普遍使用了系统性打分的方法(SCORE),分值“捕获”了样本在研究主题上的特征.例如La Portaet al,(1998)衡量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五因素,CIFAR指数、15项H披露、证券法规⑨、F-T一致性、会计方法选择自由度、会计准则执行强度等等.

(2)解释变量构造的无偏性.研究设计中每一个解释变量的构造都是建立在海量的文献基础上,详细解释其取舍,阐明选择的依据以及对于变量衡量研究主题的误差所作的处理,当计算该变量的某指标存在系统性差异时,或者使用方差分解(Eastonand Monahan,2005),或者使用工具变量(Guay、Kothari and Shu,2005),或者替换成与研究主题具有系统相关性的指标(Gode and Mohanram,2003；Botosan and Plumlee,2005),或者针对变量的系统缺陷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以决定指标的取舍(Hail andLeuz,2006).(3)被解释变量构造的客观性.对于刻画某个研究主题的多个指标的处理,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因子分析将其综合和转换为更少和更具代表性的因子.Hail and Leuz(2006)综合四个模型计算的资本成本的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Young and Guenther(2003)从三个角度度量资本流动性的主成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都使用截面Jones(1991)模型分离非正常应计与正常应计,进而以非正常应计作为内部人操纵报告盈余的代理变量.

2　数据来源的立体性.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具有立体而丰富的来源：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Datastream、Compustat以及公司年报,分析师预测的数据来自IBES,披露实务的数据来自CIFAR,其他评级机构的打分包括Moody’s International,Global Access／ISI、S&P、various stock exchanges、ETLA等等.此外,Dyck and Zingales(2004)通过问卷调研评定市场竞争程度,也有一些文献借鉴前期研究中的数据,样本选择不同国家的上市公司,国家层面变量反映规则和法制的强制性承诺,而公司层面变量更多地反映自愿性披露的差异,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3　模型差异的比较.

(1)变量的逐步导入.国际文献通常并列报告变量逐个纳入和共同纳入的回归结果,并对变量系数的改变和模型整体的差异进行比较和解释,深入分析影响回归结果的原因.

(2)对估计误差的消除.在解释变量方面,严格控制其截面差异和时间序列差异；在被解释变量方面,如果是估计值,可能存在由于计算公式中的某个因素本身的误差而存在估计偏误,处理的方法或者给因变量赋该因素的权重以消除估计偏误,或者逐步导入影响因变量的不同因素来反复修正因变量的计算结果,同时在回归模型中也逐个导人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他的处理还包括导入某变量的标准差以控制该变量上的观测值个体差异,以及通过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来解决法制变量本身存在的内生性等.

4　稳健性检验的篇幅.对于大部分文献来说,对回归结果的敏感性测试占到50％以上的篇幅.较为常见的是替换变量,其他敏感性测试还包括：加入遗漏解释变量,其他假定条件和估计方法的替换,解决特定计量经济学问题(例如法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改变样本期限和成分(剔除某些国家的样本公司)消除国别固定效应,通过计算学生化残差来识别离群值等.

二、对中国会计准则应用的实务启示和学术借鉴

(一)实务启示

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应用新会计准则的法制环境在法制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包括：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少数股东和债权人权利被剥夺,利益被侵占的现象普遍存在；缺乏会计准则被实质性违背的明确判断标准和违背程度的界定依据,因而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弱化,即使对于上市公司明显的会计违规行为和虚假会计信息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力度,也是明显不足的.中国的证券分析师还是一个年轻的行业,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胡奕明、林文雄、王玮璐,2003),分析师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收益预测的质量较差,预测一致性较低,为投资人的决策带来风险(姜国华,2004).在非法制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包括：中国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以企业利润为基础,财税的一致性远高于英美国家；产品市场竞争的自然约束效力不明显,樊纲和王小鲁(2004)依据2001～2002年度的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这些制度背景的差异势必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并导致了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国际文献的结论和理论解释在中国“水土不服”.

(二)研究借鉴

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　研究主题侧重服务于准则制定,探讨本土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差异并解决二者协调中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对于准则执行却鲜有涉及.

2　研究样本局限于国内的公司层面,缺乏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的国别差异比较研究,这是受数据的限制所致.

3　在制度背景中忽略了税收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一方面服务于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所得税征收的起源,而二者的效应是抵消的,国内对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研究效仿美国文献,偏重于资本市场.

4　对于回归结果的解释,国际文献忠于理论,对于不显著或者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关注模型结果变异的解释,并予以详细的比较、说明和处理；而相当一部分的国内文献仅报告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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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元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