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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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中“文化”是内涵,“创意”是策略,“编辑”是文化产品质量的保障,是促成文化资源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必要环节.

重新审视编辑工作

“编辑”是一个多义词,有作为动词的编辑（编辑行为）和作为名词的编辑（职业和人）.1999年版的《辞海》把“编辑”（动词）又分设为两个定义：作为传播媒介工作一个环节的编辑和作为著作方式的编辑,传媒的编辑工作带有中介性质,作为著作方式的编辑不带中介性质.本文所说的“编辑工作”指带有中介性质的传媒编辑工作.

在中国,编辑和出版经常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往往以编辑来主导出版.比如,在日本和韩国都有“出版学会”,但在中国,只有“编辑学会”而没有“出版学会”（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但应该还是有所区别）.导致这一认识的原因有二：一是编辑的源头早于出版的源头,尤其是编辑活动比正式的出版要早（正式的出版是在印刷术发明后,尤其唐朝中叶才开始盛行）,在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出版业,从业者（以文化人居多）还是以从事文化工作的编辑环节为“本”,而把工业化普遍有的复制（印刷）和发行（销售）环节视为“末”；二是在中国,出版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是“自由出版”,因此,把握住编辑环节,才是把握主导方向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方法.这种以编辑为主导的出版行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形成一套比较严格的规范,新闻出版单位对出版物质量有一套有形的系统,各个出版社尽管在规范的把握上略有区别,也基本上是比较成型的制度；二是培养了一批严肃的出版人甚至出版家；三是客观上积累了一批从内容到编校质量甚至装帧上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出版物.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版物的质量和规范主要靠出版者的自律.

但是在“文化产业”被正式与“文化事业”区分开来（甚至在此之前文化单位“企业化管理”就已经初露端倪）时,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就有式微的趋势.笔者几年前曾经就出版社中将策划编辑与文稿编辑区分开甚至制度化地区别开来,讨论过其利弊.区分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化的需要,因此,“利”的方面基本体现在“产业”行为以及分工精细化上,弊的方面包括难以有效沟通和责任不清影响出版物的质量目标、考核因素的不对等而影响效率、岗位配备和岗位责任能否真正做到公平和公正以及人才培养的衔接问题.本文重提编辑工作话题,是希望在“文化产业”成为显学的今天,重新审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考虑编辑（人）在这个特殊的“产业”中的定位.为了使讨论的问题简化,本文所指编辑工作更多地偏向文稿编辑的工作.

“文化”和“文化产业”

2000年10月,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使用 “文化产业”这一概念.2001年3月,“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进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文化产业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形态地位.2011年10月,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此同时,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结合创造、生产等方式,把本质上无形的文化内容商品化；这些内容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形式可以是商品或服务.”各国对文化产业没有统一的说法,美国人只说“版权产业”,日本人称之为“内容产业”,英国人的提法是“创意产业”,在中国台湾推出的是“文化创意产业”,中国大陆提出的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文化产业”.

与这些不同说法相对应的,各国文化产业包括的范畴也差别很大.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只包括可以由工业化生产并符合四个特征（即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和消费的大众化）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有声制品、视听制品等）及其相关服务,而不包括舞台演出和造型艺术的生产与服务.英国的文化产业包括彩票业；日本的文化产业包括大部分IT业、体育运动和时尚美容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包括旅行与旅游产业.

在中国,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所以,中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是文化娱乐的集合,区别于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事业.具体的产业范围外延也在不断扩大,据最新的分类,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说,很多硬件设施也都可以归纳到文化产业的范畴.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界定的范围差别很大,因此,对比各国文化产业的GDP或相关指标,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只有具体到一个细分的、共同的领域,比如出版,这样的对比才有意义.

尽管各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和界定有所区别,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文化产业以商业策略来延续文化,而非取代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是基础和原料,是最根本的内容,而产品及服务是承载文化内容的各种具体化商品形式.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为了使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和独特性,就需要采取一些“策略”,这就是“创意”（在传统出版业中,更常用的词是“策划”）.但创意只是工具,是为了让文化得以延续或表现出独特特征,或者满足大众需要而采取的策略,而非替代文化.因此,除非通过创意过程能够创新文化,最佳的创意应能烘托甚至凸显原有的文化特质,使文化得以延续.据此,文化产业的概念内涵应该是：文化是内涵,创意是工具,文化产品是文化以创意外显的各种形式,文化产业是众多文化产品的组合,文化市场是各种文化产业的集合. 编辑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

文化产业中的载体――文化产品和服务――既要体现文化的经济属性,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又要重视文化的精神价值,发挥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功能.而要把文化推向市场,不仅要按照文化艺术的规律来生产,更要按照一般商品生产的模式来生产.产品是有形的,而服务更多是无形的,我们这里仅选取“文化产品”与工业产品（一般商品）做一对比.

1. 从原材料方面

任何工业产品的原材料都是有数的（数量有限）、确定的（种类明确）、标准的（质量要求）；文化产品原材料的表征是符号,而符号背后的本质是多样的、不确定的和复杂的.以文化产业中最基础的出版业为例,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成为出版的题材（多样性）；同样一个题材,作者提供的稿件质量千差万别,但有相当数量的稿件可以进入出版（不确定性）；作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包括自己的倾向性）提供素材,所提供素材的信息量差别也很大（复杂性）.

2. 从生产过程方面

工业产品的生产不仅可以完全符合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和消费的大众化特征,而且可以做到完全独立甚至封闭.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却只能逼近这些特征,同样存在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比如,同样一个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做成不同的产品,同样一个题材从同一个角度可以为不同受众做成不同的产品（多样性）；同样一个等次产品中的信息量可以差别很大,任何产品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不确定性）；同样的信息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是编辑的兴趣爱好、个人偏见、学识局限、思维方式,不同利益团体及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产生的倾向性在书稿加工过程中的体现（复杂性）.此外,文化产品的生产,在从无形的文化到有形的产品过程中,往往需要跨行业的整合才能够得以实现.

3. 从质量监控方面

工业产品都有明确的产品合格率,而且合格率的要求不会太低,这从总体上是对次品率的控制,从单品上说明在合格的范围内可争议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合格品和次品之间往往是连续的,而不是跳跃的.文化产品可争议的空间就很大,除了“硬伤”,还有很多很难说清楚的因素在影响受众的评判.中国制定了最苛刻的出版物质量控制标准（合格图书的差错率容许值是万分之一）,但是并没有因此做出质量最好的出版物.比如,一本编校质量优秀的图书,在读者中普遍受到差评,一本编校质量勉强的图书却受到相当数量的专业读者的好评,这种情况在出版单位内部质量监控时屡见不鲜.ISO 9000在给一些出版单位做认证的时候,明确提出只适用于流程管理,不适用于产品质量控制（不能在出版物上标注）.问题是,如果流程管理不是为了（或不能保障）产品的质量,那么这样的管理有多大的必要性呢?

这种区别就成为编辑（职业）存在的必要条件.编辑活动的本质和特征,是其选择性和加工性.选择性在处理原材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选择性是编辑的第一功能,编辑要在大量的文化资源中搜寻、选择最有价值的部分.加工性在生产过程中尤为重要,也是决定文化资源能否成为文化产品的关键环节.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说,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出版物的质量首先是内容质量,而内容质量主要是由编辑环节决定的.

选择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倾向性.在文化产品的形成过程中,倾向性往往是差异性的主要来源,而文化差异是文化产品“产业”特性的重点.文化的特殊性越高,则再生产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性也就越高,文化差异特质成为文化再生产及投入市场的文化产品的关键因素.但是在一些出版单位或个人的表述里,往往把更宽泛的意识形态导向和文化导向作为核心竞争力,而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具体的倾向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中,“工业化生产”是作为必要条件的.由于文化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不同,文化产品的形成只能够是接近工业化生产的“类工业化生产”或“局部工业化生产”.而在这个接近的过程中,编辑的“加工性”再一次显现出重要性.这就要建立严格的编辑规范,强化编辑质量保障体系.经过非工业化的编辑加工后,才能够把多样的、不确定的和复杂的文化资源改造成（或接近）工业化生产所要求的有数的、确定的、标准的原材料.

文化产业的另一个特性是高技术、高智力含量,多种技术运用使文化艺术品可以“批量”生产,其中数字化是被强调的一个因素.数字化所具有的海量、快速、经济、环保一直被津津乐道,但是,海量信息与精细加工的矛盾,以及受众对介质的审美需要被弱化或忽视.以互联网为例,网络基本上满足了多数人“自由出版” “自由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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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中的编辑工作

文化产业的外延越来越大,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产品和服务千姿百态,并且还会花样翻新.然而,作为这个产业的内涵――文化,是不会改变的,编辑工作的本质和特征也不会改变.但是,编辑工作的对象和手段在变化,因此,编辑工作的方式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社里的一名成熟编辑,每年的编辑加工任务量是80万字（版面字数）,新编辑减半；一个新入行的编辑,要有老编辑带一年才能够独立工作（有些出版社更长,最长的达5年）.如今,大量没有经过培训的编辑担起主要的编辑加工工作,多数专职编辑的编辑加工任务量已经是原来的10倍甚至更多.相应的,很多出版社的年新书品种甚至超过原来的10倍.但是,有些岗位职责（比如总编辑）,还基本保留原来的内容,与实际的生产规律脱节.

工作对象上的变化,主要是信息量的增多,信息元素多样化,海量信息和多元信息是数字时代的特点；工作手段的变化,主要是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激光照排.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变化,但还需要总结、分析、探索,以优化工作方式和管理流程,制定好岗位职责,并与质量监控相结合.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在强调创意（策划）的今天,甚至都难以得到认真的讨论,但是这些工作又极大地影响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还是值得重视的.下面列举几个编辑工作中的“手段”,以对比近20年来编辑工作方式的变化. 查重：查同类选题的出版情况,曾是选题申报的重要一环,在计划时代并且出版手段不太发达的时候,可避免重复出版.这项工作只能完全靠人工到相应的图书馆查询.如今跟风盛行,查重主要是为了了解同类产品的情况,有网上书店和搜索工具后,效率自然不一样.然而,即使是举手之劳,愿意做这个工作的也不失为负责任的编辑.

查询：对词汇、人名、地名、术语、事件等有疑问时,原来只能查工具书,所以一名专业编辑往往不只需要通用的工具书,还需要专用的工具书.工具书是编辑工作的生产工具,有时为了核实一个词汇,编辑要费上整天的时间.如今“内事不决问××,外事不决问××（搜索工具）”,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低级错误屡见不鲜,编辑也习惯了视而不见.当然,如何对搜索出来的大量信息进行辨析以得到准确的答案,还是需要技巧的.

替换：对电子稿中同类问题通过查询和替换,大大提高了效率,减少甚至杜绝遗漏.但是,操作不慎也会出现替换过头的情况.此外,如何通过查询电子稿来修改打印稿,也需要经验和技巧.

传统出版中的信息量基本以线性方式增长,文化产业中的很多领域（包括数字出版）信息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也是数字化中的软肋,尽管有人提出“编校一体+云计算校对将成为新闻出版界的新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仍然把数字出版的重心放在“数字化”上,而不是去分析这种出版形式本质的“文化属性”,并寻求智能化解决,数字出版就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但是,在信息不可逆转地膨胀的时候,分析编辑工作的规律以降低普遍性问题的出现,并确保基本信息的准确,才能够使承载海量信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基本满足大众的接受和审美需要.

近年来,有业内学者倡导建立“普通编辑学”（并出版了第一本《普通编辑学》著作）,以研究各种媒体编辑活动通用的共同规律和共同原理.但其定位是研究理论层面的东西,即理论编辑学.笔者建议在做理论深度研究的同时,不妨在广度上也进行拓展,尤其是在编辑的实践环节,不只是针对各种媒体,而是把非媒体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考虑进来,建立起可行的、容易操作的编辑规范.诚然,近年来的旅游景点说明中的谬误、让人模棱两可的产品说明书、错误或不规范的指示标牌,乃至故宫博物院赠送给警方的锦旗,都说明大众对文化信息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这有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也有编辑的责任.如此,我们从编辑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文化产业的产品时,才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不会感觉自己孤立于文化产业之外.当然,这也许不符合“普通编辑学”的宗旨,那么或许可以叫“大众编辑学”或者“社会编辑学”.

编辑规范要可行、容易操作,能够被大众接受,这需要编辑从业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探索,也需要所依据的标准和规范能够健全,如语言文字规范.近年来,即使是一些权威的工具书,版次越来越密集,这当然有社会文化加速发展的需要,但是,间隔几年同一工具书的不同版本在一些基本词汇上摇摆不定,比如“当作”和“当做”,“唯一”和“惟一”等,却也着实让人不知所云.

2011年,中国编辑学会围绕“编辑规范与编辑创新”主题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也是全媒体工作的中心环节,必须坚持编辑工作规范化,注重出版物的文化价值.文化产业中,文化是内涵,创意（或策划）是策略和工具,编辑工作也是策略和工具,而且是必要的保障措施.如此定位,那些默默无闻地做着隐蔽性更强的编辑工作的人们,才能够在过度强调策划（或创意）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也才能使文化产品规范化和标准化,建立起人类沟通的基础.

（作者单位：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