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败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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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峤（1987―）,女,北京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处于平衡和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位置,应当承担起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责任.各国在败中也更加注重社会参与.然而目前在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败仍然困难重重,或者收效甚微.基于此,本文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败的困局和,力图寻找解决问题有效出路,建立以公民社会为视角治理腐败模式的信心.

关 键 词 ：公民社会败困境

一、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败的困境

公民社会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是政治发展的规律使然.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从权利授予关系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国家在接受权力的同时理应接受权力授予者人民的监督.当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和经济之外成为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组织的同时,就拥有了弥补异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不足的权力.但是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在败的参与中困境重重.

1.国家社会关系的不顺

制度保障的不完善、程序设置的不合法,始终使公民社会监督政府的权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无用武之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这种参与的困难直接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顺,以及公民社会本身的畸形发展,使得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一次次陷入尴尬的境地.最早将公民社会作为国家之外的一种具有独立主格概念提出的是黑格尔.他认为公民社会的认识并不是存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公民社会的理论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下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国家权力强制性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政府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采用一些非法手段强制占有更多有价值的社会公共资源已满足一己之利.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自古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就混为一谈,国家即使社会.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人民的意识中只有国家,始终没有社会不同于国家的认识.国家至上,皇权至上,统治者的权力像一只无形的手,事无巨细的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人们习惯了对政府的逆来顺受和对社会生活的全盘接受.无限政府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封建社会的沦陷,腐朽的统治思想被打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盛行,这也是中国建立服务型政府最初的雏形.政府更加关注人民的疾苦,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社会资源有限,对国家的认识仍然是大而统.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就为的发展打开一条康庄大道,国家不再是决策的唯一主体,社会也在市场发展中发挥了决定作用,这就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进程.社会的地位不再处于国家的行政统治之下,更多的是扮演与国家相制衡的角色.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悄然而生.

伴随西方先进政治理念的影响以及对国内政治现状的反思,政府逐渐从微观管理的全能型管制政府向以宏观调控为主的有限服务性政府转变.政府的职能转变的同时也将监督制约政府的权力回归于人民.这也是目前中国公民社会急切期盼的全面建设时期.公民社会理论家泰勒的观点是,如果存在着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而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的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时,我们便可称之为公民社会.在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治的不通畅表现为不能有效的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公民社会是一种利益的表达渠道.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健全,在政治参与中很难对国家权力形成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在权力的授予和运用中,公民社会没有对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保障,保障还不完善,在发现腐败行为时没有合法的具有程序性的解决方法和渠道,以及对人有效保护的规定不明确.

脱离公民社会这一体制之外力量的参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败的战争中取胜.只有国家社会适度分离,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相当,整个社会系统才能呈现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给予社会宽松的发展空间培育具有独立性质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减少公共权力滥用、私化的机会.

2.公民社会动员的不力

在世界范围内的败斗争中,公民社会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各国政府在研究败的有效模式中,都开始注重公民社会参与的力量.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推广一个经典公式,用以阐明公民社会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即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条件下,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与该社会的公民参与成正比.公民参与有助于政治的发展.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公民社会有权力对让渡给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目前中国败的主体以国家体制内力量为重,忽略或没有给公民社会应有的对权力制约的位置.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意识的增强,公民对参与政治有了更多的认识,从一种政治冷漠逐渐向主动参与转变,这种政治意识的转变与政府职能的转型是同时发展的.在合理范围内,当政府给予公民社会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时,公民社会参与政治的阻碍少了,渠道宽了,成效更加明显了.

公民社会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社会.虽然自古以来全社会对腐败行为都是极为痛心疾首,但是真正能主动发现、检举腐败行为的却是凤毛麟角.在人们的意识中腐败离自己很远,败更是与百姓的个人生活毫不相关.认为腐败是政府的行为,败亦是.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公民的主人翁意识还不够.改革开放以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凸显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公民自我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社会和自己的生活.但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却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这与封建社会国民的劣根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莫谈国事”曾一度成为街头巷尾人们回避谈论政治的代言词.这政治言论的不自由导致民众谈政色变.公民社会对全社会力量的动员不够.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显现.无论是在腐败发生之前的防范还是东窗事发之后,公民社会都没有卓有成效的动员行为,还仅限于个人的力量.该由谁来动员、如何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这也是公民社会职能运用面临的问题.试想公民社会能在一时之间号召广大群众的力量,将败作为公民对国家政治发展的贡献,腐败的嚣张气焰一定会得以遏制.

3.公民参政的有限理性

理性概念是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重要基石,也是社会学和心理学都研究的范畴.在哲学中理性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所具有的探索真理的能力,或达到真理认识的某一认识阶段.具有完全理性或绝对理性的行为人是个全能的超人,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晓一切情况且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行为人可以总是做出使效益最优或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主流经济学体系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由于我们的知识体系、理解能力、判断水平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决策中很难保持完全理性.这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所无法避免的状态.在有限理性指导下所作的决策是无法保证结果最优化的.对于有限理性我更接受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所阐述的观点,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首先,因为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第二,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公民社会在参与政治生活时只能保持有限理性就像其他任何一支力量一样,无法做出最优化的行动和最大化的行使对国家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权力.即使是国家组织的专项打击腐败的政府机关在决策之时也不能做到完全理性.公民社会在实际参与中的有限理性表现为信息的不对称.政府阳光工程下的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对政府工作略有知晓,但浮于表面文章的公开比比皆是.公民得到的只是权力作用后产生的结果,对于权力行使的过程,公共利益如何分配等重要信息仍然没有监督的信息来源.在参与揭露打击腐败的行动中,作为每个个体存在的公民依旧无法回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问题.目前中国公民社会形成还不健全,公民不享有参与政治监督和制约的统一组织.这种分散性削弱了公民社会的整体力量.公民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家的运筹帷幄不同,民众最初的政治参与行为大多与受到不公平的政治待遇有关,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或者是对现实黑暗政治的痛恨这会表现出一些偏激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想法.我始终坚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扩大参与的观点.由于公民整体素质的良莠不齐,在没有制度保障和合法程序的指引下难以形成公民的有序参与.一旦冲破有限理性的制约,被感性冲动支配了思想,公民社会参与就会从一场正义之战演变为政治混乱,且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闹剧.公民享有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但不存在绝对权力,公民也要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约束.社会本身的腐败滋生.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逃脱的问题.就如同政府系统内部收效甚微一样.在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以权谋私,即使是在机构中腐败也是在所难免的.公民社会该如何自净?国家和公民社会该如何相互制衡,这都是今后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结语

2010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标志党和政府坚决打击腐败到底的决心.腐败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打击腐败也是党和政府在发展中不断提升执政能力的体现.白皮书的发表也是我国在败法制建设上取得的新成绩.白皮书中政府明确提出“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这说明在败的措施中国家越来越注重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注重公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公民社会在败中的具体权力还有待说明,保障性制度的完善也要提上政府工作日程,尽快落实公民社会监督的具体权力.总之,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政治生活中还有许多困境,这阻碍了政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极借鉴国外公民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建设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公民社会,弥补目前在败中缺失社会力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