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的编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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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录》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语录》本身包含了许多为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思想的内容.《语录》的编发有学习异化、教条化、庸俗化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武装全党、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因而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考察《语录》的编发对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 键 词 :《语录》,编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25-05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党的历史上它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的进程,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语录》的编发就是这个进程之一.

一、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语录》编发简述

《语录》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早在1960年3月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提出:“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等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2]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提出军队要掀起学习著作.1960年9月,林彪又一次提出:“学习同志的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2]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的有关语录.1961年5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在头版右上角显著位置上开始刊登语录.当时学习著作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大家在开会发言、作报告、记日记、书写总结的时候,都要引证几段语录,但由于资料很少,苦于无处可查.语录天天见报后,官兵反响强烈.[3]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学习思想,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选编了一本《语录》.由上可见,《语录》是在学习著作的中按照“走捷径”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1964年5月1日,《语录》开始出版第一版.第一版是《解放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刊载过的语录,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和战士的水平和需要选编的.全书分30个专题,共摘编语录366段.第一版是在军队内部发行,开始的时候只发到班一级,后来发展到每个战士一本.1965年8月l日出版第二版.该版同第一版相比,从前言到正文均作了较大的改动和调整.首先是根据八届一中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增写了一段论述“同志”和“思想”的内容,将原前言中“林彪元帅”的称谓改为“林彪同志”.在专题上也有调整,增设“妇女”、“党委领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3个专题.2个专题的题名作了修改,正文内容也有增减变化.修订后的第二版,专题由30个增至33个,收录的语录由366段增至427段,页码由250页增至270页,字数增至88000字.[4]1967年1月出版《语录》第三版.该版和以后出的第四版内容、页码等版式设计均与第二版相同.主要变化是对前言再次作了修订,题目改为《再版前言》.1967年4月出版第四版,该版第二十四节的题目原为“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另外删除了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出版第五版《语录》.1971年版与1967年版相比较,有三处变化:一是使用另一幅着军装标准像,像下无林彪的题词手迹,二是取消了林彪的“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做的好战士”的题词手迹,三是取消了“再版前言”.[5]


《语录》中文版发行后,我国还出版了大量外文版的《语录》.1966年10月,经批准,外文出版社根据第三版《语录》翻译出版俄文版的《语录》,这是第一个外文版《语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语录》.1977年,外文出版社用37种文字出版了《语录》.北京东方红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汉、日汉对照等版本.[4]

1965年9月16日,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提出:地方要求代印,可以借给地方《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6]于是,《语录》在地方开始大量印刷,逐渐风靡全国.到“九大”召开前,《语录》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印刷,几乎人手一册.1971年“9•,13”事件发生,《语录》出版热才戛然而止.到1979年终止发行,进入收藏领域.

二、《语录》包含着许多为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思想内容

一本小红书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全国普及、并流向全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里面固然离不开林彪个人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主要与《语录》本身包含着许多为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思想有关.《语录》蕴含着丰富的真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光辉.

《语录》最初选编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思想,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普适性.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都很少,让他们直接学习的原著有困难.而当时摘编的语录均是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的句子,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7]而且,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十分醒目.这样,通过学习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这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来说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语录》几经增删和修订,其主要内容也有些变化.《语录》从一开始就打下了部队的烙印,比如官兵关系、教育和训练的主题.后来随着发行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部分内容,比如根据邓颖超的要求增加了妇女专题.另外就是根据新出的作品进行补充.

《语录》有33个专题,大部分都是从《选集》和《著作选编》里面抽出来的,无论是与七大刘少奇概括的九个方面比,还是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二个历史决议概括的六个方面比,都包括了思想的大多数.思想是被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群众通过学习《语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所掌握.

《语录》里许多朴素的话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比如讲认识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等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等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0]275-276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0]281讲群众路线:“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9]

当然,在那个“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语录》不可避免地打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烙印,这些思想是后来“”的根源所在.当然,这些思想与我们所知道的正确思想是有界限的.同时,语录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

三、辩证地看待《语录》编发所取得的历史作用

对《语录》的编发、学习所取得的历史作用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语录》的编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作用.当《语录》人手一册后,部队广大官兵们便将它作为随身必带之物,随时随地选学、背诵有关语录.如果谁忘了带语录,就仿佛上了战场忘记带上一样.很多战士、干部不仅遇到什么事都拿语录来对照、判断,还能把《语录》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有的甚至能够整体背诵出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6]他们在学习《语录》的过程中思想受到了教育,文化水平也因此提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由此看来,《语录》丰富了战士的日常生活,起了一个“盐”的作用.另外,《语录》流向社会和海外后,也时常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所称颂.在实际生活中,《语录》确实起到了指导的作用.以下是《语录》在生产车间中运用的例子:“首先,我们学习了《愚公移山》的语录,树立了必胜信心,制造出了新胎具.接着学习了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语录,总结了做胎具的经验,找出了新胎具的不足之处,做成了千斤顶移动小车,后来,又试制成功了手描卷筒,使吊车裸的胎具不断完善.最后通过总结经验,逐步改善了操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功效,因而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10]

但是另一方面,《语录》的编发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作用.在林彪等人的控制下,学习产生了异化.在那个时候,学习《语录》是雷打不动,不能受任何干扰.每到大小集会,必定集体朗诵《语录》,这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决不会违背这种惯例.甚至开会时除了之外,大家都要举起《语录》.当时,全国除本人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语录》.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胜过历代王朝,成了新的宗教仪式.[11]当学习思想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或者是判断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时候,这种学习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在学习异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将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当时出现这样的例子:比如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则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11]还有就是打时,首先必须念一段语录,否则接线员可能拒绝为你接通.《语录》还成为攻击别人的工具.各造反组织之间闹起派性后,《语录》便成了敌对派别之间相互攻击谩骂的常规性武器,在武斗展开之前,往往先开打“语录仗”.在那个时代,《语录》竟然成为攻击别人、保护自己的“尚方宝剑”.造反派对“牛鬼蛇神”用得最多的语录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6]语录被这样使用,是编发者始料不及的.

综上所述,《语录》的编发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是同时存在的.发挥什么作用取决于对待《语录》的态度,真正采取活学活用的态度,就会产生积极作用,如果是教条化、庸俗化地对待,必然出现消极作用.对于积极作用,我们要肯定,对于消极作用,我们也要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四、《语录》的编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从1964年5月第一版《语录》出版,到“”结束,十几年间,从军队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再到全世界,不管男女老幼,都能够背诵《语录》中的句子.《语录》的出版发行的确产生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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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应.如果剥离那场政治阴谋和“”那场破坏性强的政治运动,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语录》的编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从大众化的定义来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语录》的编发初衷就是为了使得抽象深奥的思想变得更加具体通俗,让学历不高的普通干部和战士理解掌握思想.随着发行量和发行范围的扩大,思想也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可以说《语录》的编发,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当然《语录》毕竟只是思想的一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思想的内容.

从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标准来看,我认为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为群众熟知和掌握,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引起了群众的强大反响和互动,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毋庸置疑,《语录》的发行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和掌握的过程.《语录》再版前言写道:“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时代.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12]林彪在这里有夸大吹捧的嫌疑,但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为许多人熟练掌握运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语录》的发行过程也是一个互动过程,比如征求意见稿的下发不断收到群众的意见,从而使得版本不断完善.在互动过程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为人们所接受、所消化、所使用,成为全社会通用的交流及表达方式.《语录》的编发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大量运用,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

当我们今天和我们父辈聊天或对那个时代成长的人做一个访谈的时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脱口说出几句经典的语录,甚至有些是很长一段的句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当前,我们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是提高了,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理解却少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五、《语录》的编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语录》的编发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随着一个时代的终止而成为过去,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思考.时过境迁.今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重大命题去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撇开历史情绪和偏见,我们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语录》的热销,最主要的还是本人和他的文章具有非凡的魅力.的文章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丰富的知识、朴实的风格.这是《语录》热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植根于人民群众.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书,而且作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工作,他的心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贴在一起的,比任何人更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心理.在《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法宝”、“糖衣炮弹”、“纸老虎”、“三座大山”、“放下包袱”这些让人感觉亲切的话语.《语录》在国际上得到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人的人格风范.正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所评价的那样:“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

2.语录这种形式本身很好.语录体并不是很新鲜的事物,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就有,比如《论语》、《庄子》等.应该说语录这种形式适应了大众化的要求,考虑到了群众的理解水平,容易让群众熟悉掌握.群众在学习语录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曾经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13]就语录的内容来说,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指导群众实践有很大帮助.反观我们今天的宣传工作,或内容远离社会实际,抽象理论多,或言之无物,缺乏现实针对性,或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没有实效性,缺乏喜闻乐见的形式,或宣传工作太浅,到不了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总之,“呈现出曲高和寡的局面”[3].

3.传播的范围和形式适当.《语录》发行量很广,为我们所共知.一开始只是在军队发行,但很快覆盖了广大群众,受群众欢迎的程度不可估量,而且它不完全是主观推动的结果.《语录》在传播时也做到了形式多样化,比如样板戏中高频度地使用语录,对群众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这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手段无疑是很有启示作用的.今天来看,我们基层群众对于政治学习缺乏热情,经常难以领悟的政策主张,甚至曲解文件精神.这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有很大关系.

4.《语录》包含许多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东西,在群众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到实现的重要保证.作为一个政党和人民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得到实现的关键.我们仔细阅读《语录》,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东西,这是它为什么受这么大程度欢迎之所在.对于语录的学习,大多数群众带着问题去学习,这是一种学习思想的好方法,也是容易收到实际效果的.上面我们谈到的《语录》在群众中活学活用的例子就是如此.在南方谈话时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学习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以上几点是《语录》的编发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吸收的东西.但是《语录》的编发也有值得反省的一面.我们要提倡一种健康的学风,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庸俗化、教条化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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