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与刑事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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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其中对大量的条款涉及刑事证据规则,这进推动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但是,这种修正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关 键 词刑事证据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证据裁判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桂林市检察院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刑事证据研究现状”成果.

作业简介：李志锴,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周鸿广,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5-278-02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其中关于证据部分的修改涉及《刑事诉讼法》的5个条文,同时增加了多个条文.新刑诉法对刑事证据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笔者认为这是实际上是对长期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一种纠正.虽然其步伐仍旧比较谨慎,但仍然体现了法制的进步.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将“事实说”改为“材料说”

我国的理论界,对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定义一直有争议.此次草案将证据的定义修改为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将物证与书证分开规定,将原来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还原了证据的客观性.同时,确认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和“电子数据”的证据地位.这些修改都是突出证据的客观性.将原来的“事实说”改为现在的“材料说”,笔者认为这一修改对实际的司法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核心是“事实”,这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理论一致.但是,也带来了不少现实问题.首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事实”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是这并没有能够真正定义“证据”的内涵.并且,根据这一逻辑,事实都应当是可以被人发现的,那么案件都应当是可以侦破的,而无法侦破所有案件却是各国实际司法中的共同难题.最后,原来的“事实说”存在一定的法律逻辑缺陷.因为,事实是不能自我证明的.正如何家弘教授所言：“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比如高一飞教授认为在理论界对证据的定义仍存在争议,“证据的定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越想给出明确的定义越有可能引起更大的争论,因此,建议取消证据的定义.”但,笔者认为“材料说”起码已经体现了证据的可观行和关联性,并且避免了一些逻辑上的错误,还是有进步的价值的.

并且“材料说”能较好的与四十八条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相对应,逻辑上也更清晰.刑诉法由修改前的七种证据,修改后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和“电子数据”.这一修改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的证据都是通过电子数据作为载体体现,这体现了立法上对证据规则的完善.有利于公检在犯罪侦查中更好地收集相关证据,增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能力.

二、进一步强调证据的全面性,体现对人权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条,新刑诉法第二条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反应了我国刑法开始正确的体现人权保护的原则,这也是对我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公约》的呼应,这一规定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虽然无罪推定并没有明确写入新刑诉法颇为遗憾,但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如果辩护人认为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辩护人应当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些证据材料.强调了侦查人员在调查取证的时候既要重视有罪证据,也要重视无罪证据.过去为了办案的便利,存在一定不将全部证据提交辩护人的情况,这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也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新刑诉法要求机关、人们检察院在侦查、起诉时应当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在提交时不允许为了办案的便利或达到特点的诉讼目的,影藏相关证据材料,特别强调辩护人有权调取无罪或者罪轻证据,是为了根据全部证据客观的审理案件,也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要求检察机关对有矛盾的证据加以排除.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迫于办案的压力,会通过对证据出示的控制影响案件向特定方向走.新刑诉法的出台后,要求检察院起诉时要更慎重.

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的证明标准,即为“确实、充分”.第五十三条同时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标准应：“(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实际上是对当前存在的倚重口供的司法现状的纠正.虽然一直强调办理刑事案件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是现实司法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重要的案件突破口,并且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招供了,往往办案人员才安心嫌疑人不会翻供,以至于办案人员往往为了追求口供而采用非法手段.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五十三条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当前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新刑诉法近一步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新刑诉法第五十条在原来《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列举非法取证方法后,增加了一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其实是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新刑诉法草案中,是将”威胁、引诱、欺骗“三种非法取证方法删掉了的,其理由是,考虑到各国司法实践中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搜集证据都有一定的允许性,如果一概禁止于打击犯罪不利.但是,最后的修正案中仍然将其保留下来,体现了证据的正当性的要求.

三、一些刑事证据的基本概念仍需要明确

对证据问题的研究目前出现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不同的学者从法律逻辑学、法医学、刑事证据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对刑事证据进行了研究.总体说来,当前对刑事证据的定义仍有较大争论,并没有一个能够整个学界能够公认的观点.因此,当前的研究更多的对法律规定与证据的定性与证明效力的研究上,即刑事证据如何实现在其司法审判的过程应有的作用.虽然新刑诉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因为我国刑事证据学界观点仍不统一,特别是对一些引进的观点理解存在差别,所以对证据学一些重要概念的确定并未能明确.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刑法学界大量的观点是来自己西方,我国的证据法学也是一样.对于刑事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的系统定义多是来自于西方的,诚然证据学无论在英美还是大陆法系中都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是不同法系证据学是各有其土壤的.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中国应当首先清楚这些土壤.刑诉证据的理念与设计是需要一整套的法制理念支持的,刑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的,应当是贯穿在刑事证据规则中的.在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陪审团制度,这一制度最初的建立是英国的封建规则为了对抗皇权,要求由当地非法律人士组成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成为体现正义的社会价值的体现.但是,这种体制也有缺陷,非法律专业人士因为不熟悉法律规则与审判规则,容易受到误导,因此英美法特别强调证据的相关性,只有通过说明证据的相关性才能防止陪审团受到误导.而大陆法系,是由法官负责审理案件,法官既负责定罪也负责量刑,法官作为职业的法律人,不像非法律人那样容易被误导,并不特别强调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因此,同样的一个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用,在英美法和大陆法是不同的.英美法,更强调一个证据应当能够被相关的证据证明,首先应当说这个证据具有证据的能力,也就是证据的可采性.而大陆法系因为法官的职业性,法官对证据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成文法和经验,也就是证据能力.两个的法律逻辑是不同的,因此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能力是不同的,而这两者在我国当前实际司法中常常混同.

不管我国引进的适合种法律概念,这一个概念必然是有其原生土壤的.我们应当对法律基本原则、审判制度、诉讼构造、法律逻辑等进行论证后,方可引用.当前,越来越多的法官是大学科班出生,而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影响着学生,也对未来的司法出生者影响.因此,应当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证据规则进行系统是梳理,否则单个概念的引用容易引起现实的法律矛盾.不同法系的概念不可混同,以新加入刑诉法的“辨认、侦查实验笔录”为例,这是或检察机关制作的案卷笔录,属于办案人员对案卷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果按照英美法在陪审团没有认可前都应当予以排除,而大陆法中传闻证据的证明力是较低的,一般需要提供方,如等制作案卷笔录的人员出庭作证.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辨认、侦查实验笔录”是法官认清案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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