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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一直以来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个问题依旧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没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它所确定的责任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责任的援用；有的学者却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独立的责任,这些责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责任体系.
【关 键 词】法律责任；社会本位；弥补；责任体系
一、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人们之所以要明确责任,是为了“定纷止争”,而各类纷争实际上都与一定的利益相关.当某种利益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之后,它就被称为法益.不同的法律保护不同的利益,即法益.为了使其所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法律通常会确定侵犯法益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确定必须符合该法律的宗旨.这种违反法律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被称为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讲,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后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1]而实际上,对义务的违反就意味着对法益的侵犯.由于各种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它们赋予其相对人的义务也就不尽相同,那么违反义务后所承担的责任（即所称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会不尽相同.
在确定违法者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即损害结果）.在评估此种影响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会对与其直接交往的人产生影响,对第三人则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时,无须考虑所有的其他人.个体主义对民法的影响较深,最明显的是合同的相对性.整体主义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其它人,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
在考虑经济违法行为的影响时,究竟应该从个体主义出发,还是应该从整体主义出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本位和经济违法行为的特征.首先,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经济法区别于其它传统部门法的本质性原则.其次,经济违法行为有其特殊性,即显著的负外部性,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考虑其主体的行为时,必须从整体考虑,不仅要考虑其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且还要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性,考虑其行为对不特定的其它经济主体或者整个社会有机体、市场秩序的间接影响.比如企业间的合并,从民法上看,也就是说从个体主义看,是企业本身所享有的、自由的经济决定权的行使,此种自由权利的行使,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就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却规定,当企业间的合并达到一定标准时,必须向主管机构申报,不申报不得合并.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企业自由经营权的一种干涉,不过,如果从整体主义出发,从企业合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出发,某些企业间的合并虽然短期看来没有产生任何的不利影响,反而促进了规模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合并可能会导致经营者的过度集中,独立利益主体的减少,进而破坏市场原有的竞争状态,损害市场秩序.所以,经济法在对其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估时,总是会以社会本位为指导,并注重经济行为特有的外部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功能
我们知道,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实,人的理性假设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它,并不是创设了它.人不仅在进行经济行为时是“理性”,在实施任何其它行为时也是“理性”.[2]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本身的一种决策机制,它决定人们如何做出决定,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有些决定是理性的（通常认为是正解的决定）,有些决定是感性的（通常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能相对于某一个人来说,不能相对整个社会来说.
因此,本人认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说违法主体也是具有理性的利益主体,他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会有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看到违法的成本低于其违法收益时,他会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法律在确定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就必须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
如何才能保证违法者违法的成本高于其违法的收益呢?首先,我们应该准确地分析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成本.违法成本指的是组织或个人在实施违法行为后所应付出的代价.一个违法行为往往存在着两种成本.一种成本是指违法主体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考虑的、法律强加于其身各种“处罚”,另一种成本是指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或损害.[3]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明确前一种成本（即法律责任）,来防止后一种成本的产生（预防功能）或弥补后一种成本（弥补功能）.由于经济违法行为显著的负外部性,它不仅会造成个人成本（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还会造成社会成本（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在进行成本弥补时,不仅要弥补个人成本,还要弥补社会成本.由于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成本的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忽视个人成本.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民事责任就是一种对个人成本的弥补.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时,不仅会直接损害其它经营者与消费者,还会对整个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后,整个社会会因此而增加一种风险：即其它经营者可能进行的仿效.所以,这种风险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我们知道,弥补是指使受损害的利益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反垄断法在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社会成本时,采取的是表现为“惩罚性”赔偿的“少额”赔偿.[4]虽然这种赔偿额高于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的、可见的损害,但是相对于垄断行为对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仿效”风险而言,这种赔偿是不足的,是“少额”的.
三、经济法的责任体系
如前文如述,法律是为了使其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才规定法律责任的.因此,法律在确定法律责任时,总是以其背后的利益为考量的.由于各个部门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不同,其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责任,不是指的如“罚款”等责任形式,而是各种具体的责任形式,从一定的利益考量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责任系统.就一个具体的部门法而言,它不可能只采取某一种责任形式,而只是对某一种或一些责任形式更加偏重,这种偏重恰恰是由其背后的利益考量驱使的.例如在反垄断法中,罚款条款占整个法律责任条款的比例高达55%.[5]因为反垄断法要通过“罚款”这种责任形式,来保护竞争秩序——其背后的利益考虑.
经济法责任不同于其它部门法责任表现在,其责任系统是行政类责任形式在先,民事类责任形式在中,刑事类责任形式在后,市场主体的责任在先,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后.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而且体现了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例如,反垄断法第46、47、48条规定的是罚款,第50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第52、5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同样也是先规定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再规定主管机关的责任.因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它具有独立的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