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游牧民族商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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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的商业经济

自我们人类的祖先于四百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完成之后,人类进入采集食物阶段.以采集食物者开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婚姻制度,较之农耕文明都更大程度的保留或继承了采集食物者的特点.在我的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发现的大窑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时与其说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地进行劳动合作,不如说是残酷的自然环境迫使人类做着最原始最自然的社会分工.女性由于生育要求,不能离居住地过远进行捕猎,而只能在周围采集食物,男性在居住周围更远的地方狩猎,而主要食物来源以女性所采集到的野果、野生谷类、豆类所提供;男性所捕获的猎物作为补充,当周围的食物被采集殆尽之后,整个部落也会被迫随之而迁徙,这个特点被日后的游牧民族所继承保留.社会组织结构以20-30部落为主,无全职政治统治者,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因此,所有生产的产品一般不经过交换直接进入消费过程.

部落的分配方式以配给制为主,即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在此时期女性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她们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采集到的谷物、豆类、瓜果)为部落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是由于她们承担过度的生育繁殖的重担.由于物质的匮乏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婴幼儿的高死亡率,这种过度繁殖倾向不光存在于采集食物的原始社会,在后期的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也有所体现.我认为其主要原因,不仅是自然选择导致有过度繁殖倾向的生物可以通过繁殖更多的后代以提高后代存活的数量,从而通过基因的突变以适应恶劣的环境,达到部落种群的延续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经济角度分析,在这个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社会,繁殖更多的年轻后代意味着,在今后有更多的劳动力为整个部落生产.由于分配制度以配给制为主,在年老丧失劳动力后所能得到的配给物品也就越多,故每个部落成员都有过度繁殖的激励.当时的婚配制度为群婚制,即孩子不知生父,而只知生母.这其实也是一种在配给制制度下形成的一种广义的商业交换模式,即处在青壮年的采集食物者用当时多余的时间去从事生殖活动,多余的食物去喂养后代,来交换几十年后在他们丧失劳动力后的由后代向他们提供的供养.

二、原始部落制度与原始宗教的形成

以上的原始部落的制度形成其实也是一种人与人生存状态的交换的商业行为.在原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高度无约束的绝对自由,包括抢劫、掳掠甚至杀人,就正如霍布斯丛林假说一样,每个人都既是猎手也是猎物,可以随时攻击他人获得其食物,亦可随时被他人攻击.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导致个人能力有限,而劳动协作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如在生产活动里的劳动协作可以捕杀到野猪野牛这类个人无法围猎的大型猎物;分配活动中的配给制提供了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因为由于猎物出现的概率和人们捕获猎物的概率是随机的,所以每个人都不确定今天一定能逮到猎物,但当将所有人组合后可以在期望不变的情况下方差会减少;以及群婚制下提供的过度繁殖行为对丧失劳动力后年老的个体的保障;综上所述,人类进行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亦是自发性的商业活动,即用原始部落制契约交换了彼此的霍布斯丛林状态.

远古宗教的产生不仅仅是出于原始人类对未知的自然世界的解释,或是出于对自己的认识,亦或是对于生存与死亡的恐惧,就像现代宗教一样,远古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现行制度的一种补充.配给制度的平均分配会造成部落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因为部落成员不论劳动或休息都能得到响应的配给,于是为泛神论的原始宗教就应运而生了,由于泛神论提倡世间万物皆有神明,故人的行为受到世间万物无处不在的监督,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人的行为约束并有效地遏制配给制下的搭便车行为.

远古宗教对后世的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的特性,社会政治制度难以约束个体的行为时,这种泛神的原始宗教的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故不论是原始采集食物阶段的原始宗教还是后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都用这种泛神性来弥补社会制度的不足.

三、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兴起及“商业”的形成

由于捕猎食物的风险及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去对周围的动植物进行人工选择,不断去将野生植物杂交为高产量作物和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禽家畜,这样形成了制度变迁所必备的科技基础,即从采集食物者变为农耕者和游牧者的农业科技基础.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从化石中推测出虽然原始人类掌握农业种植技术,但并没有大规模种植,而是继续采用了原始的采集食物生产方式,其原因是没有制度上的激励,即“商业”交换行为尚未产生.

商业源于生产剩余的形成,但即使存在生产剩余未必会产生商业行为,还需一定的社会制度.比如市场、货币.假设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人的效用只源于自己生产的食物和自己的休闲,所以当食物满足自己部落使用时便无需生产更多的东西,于是用这些时间休闲,所以采集食物者的工作时间是14小时每周,而剩下的时间全部为休闲,这是另农工社会的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故在“商业”交换制度尚未形成之前,人们早已掌握种植技术,但依然倾向于享受采集食物者的充分的休闲时间.

因此,我认为商业制度的形成引发了农业革命和劳动的分工,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此现象的解释,即农业革命导致生产的剩余,进而促成商业交换,形成市场,最终建立城市.相反,本人认为恰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即先有了偶然的交换,然后日中为市建立了市场,最终导致人们调整生产生活方式,将多余的休闲时间改为劳动,进而生产出了更多剩余,激励采集食物者变成食物种植者,因而产生了农业革命与劳动分工.

而游牧区的食物采集者由于当时所杂交出的谷物并不能在该处生产,但动物的驯化使他们能够游牧而非捕猎,故在当时谷物未能种植的地方形成了游牧民族.

四、匈奴契丹女真的兴起

随着农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形成,农耕区居民有足够的动机去舍弃大量休闲时间去生产大量需要交换的生产剩余,但他们时刻被游牧民族的不劳而获虎视眈眈的劫掠所困扰,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正如奥尔森所言居民相比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被流寇洗劫,更倾向于选择横征暴敛的者,因为流寇会尽其所有将居民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掳掠而去.再贪婪的者为了未来的横征暴敛也会留给居民一定的财富或生产资料作为今后生产的激励,即流寇会拿去居民的全部财产,而者拿去的最后一点居民的财富应与居民因此而决定放弃生产的财富相等.相比于流寇,政府会给居民更多的生产性激励,故中国大部分农耕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实行集权的君主统治,因为单个的封建制度并无法集中力量去抵抗游牧民族对其的劫掠.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商业”,即所在地居民以固定税收去交换统治者或封建主所提供的强大国家机器下的庇护.面对农耕文明的繁荣,游牧民族即可以用比较优势选择与之进行公平的双方自愿的正常性贸易,也可利用绝对优势对农耕区居民进行抢劫掳掠等这类强制性非自愿的非正常性贸易.如果将商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形成作为提高农耕区生产力的必备条件,面对农耕区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游牧民族也必须建立相应的国家体制才能继续其非正常生产模式.因此在北方出现了第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匈奴和东胡,相比于农耕区自秦朝以后的集权制,匈奴及其后的包括蒙古都更类似与西方的封建制,即由单于或可汗建立的统一的政权由不同的部落首领抑或封建主拥护而成,这些封建主宣誓对单于或可汗效忠,因此也会受到单于或可汗的权利的制约.游牧民族历代的统一政权都是尚武的,即旨在提高其绝对优势,对农耕区的劫掠.

如奥尔森所言,对于一般的从业者,与其被小偷偷盗,更倾向于把所有小偷被纳入一个有组织的黑社会,因为该组织会将所有小偷偷盗的个体行为转化为向所“管辖”范围内征收保护费的集体行为,而这种定期定量的非法行为虽然看似更加给人造成不安,但却远比小偷小摸更有利于双方.因为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双方会形成帕累托最优,当所有单独行动的小偷自愿或被迫加入有组织的黑社会时,这将大大降低居民与其的交易费用,更容易与居民进行“沟通”而完成一定程度的帕累托改进.中国历代游牧民族如匈奴契丹女真蒙古在北方建立统一政权后,农耕区的统治者一方面畏惧其实力壮大后对自己的威胁,另一方面又青睐于北方统一的游牧民族进行交易谈判的低廉交易费用,如汉文景两朝对匈奴,宋对契丹女真蒙古的绥靖政策,便是一种广义的商业模式,即农耕区文明的统治者以黄金美女贡品去交换边境的安宁.

五、蒙古的兴起

蒙古之所以能在较短的年间成为一个控制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原因有多种,但这个事实足以说明破坏相对于生产有着更强大的威力.就像制造一个花瓶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拥有高超技艺的工人,而将其破坏连一个孩童都不费吹灰之力,建一座宫殿可能要更多的能工巧匠和漫长的时间,而一把火就可令其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仅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帝国便消灭了40多个国家在内的720个民族,任何绚烂的文明都不能在蒙古铁骑下幸免的很重要原因就是蒙古那执着、冷酷无情且毫无保留的破坏.就像成吉思汗所说,要让世界各地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因此他们没有保留城市的需要,没有保留能工巧匠、学者等各类人才的需要,而将他们作为攻打下一座城池的炮灰,因此蒙古军几乎是以毫发无伤的方式不断继续着破坏,而由于屠城后劫掠的高回报以及之后可以被分封到更多的游牧领地,使其各有强大的激励去征服侵略其他民族并扩大自己的牧场.由于他们的战无不胜,最终导致的是欧亚国家的闻风丧胆,在征服过程中能迅速扩张到欧洲与当时欧亚大多数国家实行封建制有关,任意单个的封建主根本无法抵抗蒙古铁骑.中国由于是集权,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与之对抗,故相对较晚被蒙古征服.由于当时中国坚守36年的钓鱼城外蒙古可汗蒙哥的战死,使得正在攻打埃及的蒙古军首领蒙哥弟弟会中国继位,可能非洲与欧洲也将相继沦陷.然而蒙古帝国由于其庞大的帝国,第一次真正地建立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路,加速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六、即婚制的形成及原因

自匈奴后的游牧民族都采用了即婚制的婚姻制度,即当女性的原配死后,配偶的兄弟有资格并在某种意义上强制娶其为妻,这种看似荒谬而原始的其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目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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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娶寡嫂、弟媳等,解决了赡养她们的问题,也省了聘礼.如果寡妇继承了财产,这样的婚姻可以防止家庭财富外流.社会视女性为夫家财产的时候,夫兄弟婚也可被理解为一种继承.

七、鲜卑与清从寇到王的一种领悟

流寇都有强烈的激励成为君主,并青睐将其直接的劫掠用收税这种间接的且更文明有效地方式取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劫掠比之于税收有更高风险和相对较低的效率.鲜卑作为东胡的一支,在短短的200年从一个差点被匈奴灭族的原始部落迅速崛起称为结束了北方50国的一统北方的政权,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不同于匈奴蒙古的破坏,鲜卑与清朝拥有着一种更长远的眼光.这种常远眼光迫使他们着眼于建设而非破坏,因为为了常远的利益,建设的回报远大于劫掠或是破坏.当这些游牧民族有着更大的长远利益时,他们便会倾向于用短暂但却异常痛苦的汉化过程,去交换长久的稳定的收益.他们非但不会再去偷去抢去破坏,反而为促进居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提供适当的税负减免,并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举一个与流寇为代表的匈奴蒙古截然不同的例子.北魏孝文帝在攻占凉州城(当时中国与中亚交往的商贸重镇),俘虏城中3万人并未伤害,而是将其全部迁徙到当时北魏首都平成(大同).正是由这3万人中的能工巧匠、商贾巨富、中亚僧侣,创建了云冈石窟,并将结合了古希腊与古印度的腱陀螺造像技术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许是游牧民族最大的商业活动,当能够收税而非劫掠,他们会放弃游牧,而称为统治者,用税收交换劫掠,正如吕不韦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八、游牧民族外生性而非内生的商业活动

文中所谓的商业不仅是狭义上的从原始的物物交换到货币产生后的以货币为媒介的正常生产协商交易活动,也包括其他广义的以获利为目的的非生产性及非自愿易活动.如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生产者的暴力劫掠、抢夺,这类从游牧民族角度而言的非正常性生产,而从农耕民族而言的非自愿换,以及游牧民族由此对中原农耕政权统治者的威慑性协商和最终双方根据各自利益而达成的纳贡和亲协议,这未尝不是农耕区统治者以贡品女人交换和平,游牧统治者则以这种暴力威胁性方式弥补自己生产能力的不足.这便是广义的商业,当事各方皆自损其有余而互补他人之不足,最终以达互利互惠.由于游牧民族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交易对象及交易活动的非内生性,因此,其主要的商业活动取决甚至是依赖于其他的农耕文明.所以,本文会重点在于以经济学视角游构建了早期游牧民族外生性而非内生性的商业活动.

责任编辑: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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