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革命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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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又被称之为“红色经典”,不过,为数不少的学者已经质疑了“红色经典”的概念,例如,董健、丁帆、王彬彬就认为,既然是文学“经典”,那就应该具有普遍性和通适性,“经典”不应该存在“红色”与“白色”的区分,而应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那样获得全世界的认同；陈思和则认为,那些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问世至今只有几十年,还没有经受足够的时间考验,目前还很难被确立为“经典”.与其说这些评论家是在否定“红色经典”概念,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否定“经典”这个称呼的学理逻辑,以及否定那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文学价值.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的另一种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那些被尊称为“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一直不断地被重排、再版、改编、播出,其中涉及到小说、歌舞、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文艺传播方式,它成为研究界当前不能忽视的重要文化现象.如果批评家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是如何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已经有评论家锐敏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迅速地就此做出了解释,例如,陶东风的《红色经典：在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文就认为,对“红色经典”的看法不一,生产者、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对改编的要求与目的也不尽相同,在这种相互制约的过程中,“红色经典”的改编只能在“红色”与“消费”、政治与经济、革命与金钱的夹缝中得以求存,因此,“红色经典”的改编为我们解剖当代中国文化症候提供了极好案例.这样的分析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由于过分强调“生产者”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作者显然低估了改编作品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活跃程度,同时也忽视了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在这一文化现象中实实在在的同谋.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这种文化现象,比如说重视商业资本和政治权力之外的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这也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如果我们忽视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那就无法解释,投资者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回巨额的商业投入以及赚取的丰厚利润,并且,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也绝不足以说明,为数不少的消费者在几乎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用自己辛勤劳动赚得的积蓄,造就这蔚为壮观的消费文化现象.鉴于此点,本文将以《红色娘子军》的电视剧和小说改编为例,来考察“革命历史”改编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

艺术作品在历经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后,最终都需要被消费者接受,小说和电视剧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消费者是自愿而非强迫接受的话,那么,这些文艺作品就应该能够像其他消费品一样,能够(至少是部分能够)满足读者的消费需求.在现代社会当中,人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活,也成为现代社会实实在在的消费品,如果我们将“革命历史”题材的改编当成是在消费流通领域发生的消费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革命历史”题材改编过程中的“”叙事.

2004年5月21日,《中国艺术报》发表了《莫让红色经典变桃色》一文,这篇署名武陵生的文章,味十足地批评了当今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改编,“今天的改编者,常常是井蛙不知道天大,自己内心猥琐,就认为世上没有高大的人,就去否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崇高.同时他们狭隘地理解人性化,把人等同为主体,把人的追求等同于性的满足,英雄人物非得猥猥琐琐,才显得人性化.不相信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笔者对该文的“人性化不可以化”之提法持保留态度,不过,文章所指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化”,这倒是实话实说,如果涉及的不是价值判断,这样的概括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例如,作为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投资方之一,西安鼎马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开拍前就曾表示,要把该剧当成“青春偶像剧”来拍,众所周知,“偶像”就是消费社会供崇拜的“”对象,杰出政治家的权力、成功企业家的财富、漂亮女星的美色等这些都无一不被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粉丝”所追捧,至少在精神世界,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很难公开承认需要发泄自己,也确实有人觉得意味着不道德,或者对发泄有其心理障碍,不过,这并不代表人们真正拒绝了.例如,在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恶毒”,而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则是集金钱欲、权力欲、女于一体的“泄欲狂”,这其中包括他兼并掌管椰林寨、巧取豪夺征收各种税费、开设“椰香楼”满足私欲等南霸天如此渴望满足自己的私欲,以至于叙述者根本用不着阐释,观众或者读者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颇有意思的是,其实真正发泄自己“”的戏剧人物,也未必就是南霸天一人,小说《红色娘子军》对阿牛和红莲相会的一节的描述便是一例：

阿牛却疯了一般,把红莲扑倒在地,

他整个地圈住红莲,把嘴往红莲身上乱

啃.红莲开始还奋力挣扎,慢慢地她反紧

紧地抱住阿牛.她哭着,却又兴奋得大叫,

她不顾一切地剥去阿牛的衣服,反转身

来,把阿牛压在身下.本来就疯狂异常的

阿牛.让红莲突如其来的举动愣住了,这不

是他认识的红莲.红莲骑在他身上,咬他,

掐他,把阿牛弄得兴奋异常.她拍打着阿

牛,她抓住阿牛的双手,往地上狠命地捶

打,血沁了出来,阿牛手上的血和她的血融

在一起,她不停地捶打着,直打得那血和泥

土包住了两双紧紧绞在一起的手.阿牛感

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进入,如同进入一个

他向往已久的洞天.那里面幽深无比,而又

温暖无比.他咬紧牙齿.他的双脚蹬住了

几棵盘根错节的香蕉树,他拼命地用力,几

棵芭蕉树被他连根蹭起,轰然倒地.红莲

和他几乎同时大喊着,挺直身躯,然后像一

座大山突然倒地似的,天地间只听见低微

的急促的喘息.

这段近四百字的篇幅,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暗示,生动细腻地描绘红莲和阿牛的性爱过程,对先前的电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来说.这样的描写是不可想象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南霸天将自己的私欲建立在剥夺他们幸福与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这同阿牛与红莲冲破社会道德观念束缚勇敢地去争取自己的幸福爱情,那确实有相当的区别,但是,假如我们的分析过程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那么,二者的张扬其实也可以划上等号.

当然,与其说改编者要将“革命历史”化,还不如说读者(观众)希望看到“革命历史”被化.即便是那些更加倾向于喜欢电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来说,如果他们对南霸天强占民宅的行为深感厌恶,或者对洪常青带领整个革命队伍成长壮大的过程表示认同,那么,这样的接受过程其实也是化的过程,就主体对社会施加个人意志的影响,以及那 种依靠个人力量来改造社会的意志而言,这同样是化的.可能会有人将不同的贴上不同的道德标签,比如说,把南霸天的看成是颠覆社会结构基础的私欲,而把洪常青的看成是维护这个社会公平的道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看到,权力更迭过程其实都是在道德正义的旗帜下进行,即便是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也会声称他们针对平民的性袭击,是为了维护整个世界最起码、最基本的正义.

这种“化”的改编现象可能还不是《红色娘子军》的电视剧与小说改编之特例,《沙家浜》和《林海雪原》的改编,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那些“红色英雄”也变得颇具风流的本领,在改编作品当中,英雄杨子荣也有情人和私生子,阿庆嫂则成了同时跟多个男人有染的等如果让弗洛伊德就此做出评价,那他一定会说,这是人们将被压抑的通过艺术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位杰出的无意识心理学创始人的提醒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从酒店的迎宾到汽车宣传的车模,从美女“皇后”到“泳装”女郎,从丰乳广告到壮阳药等从名人到影星,从杰出的政治家,到成功的企业家,从智勇双全的警长,到叱咤风云的反动头目等消费时代的宣传总是在不断地提醒和暗示消费者――性快感与权力欲是消费时代的宪法,“性欲享受”与“权力占有”被解释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去追逐与满足的消费对象.“革命历史”在消费时代被重写,那也离不开以市场为导向的“化”重叙,毕竟,“”确实不失为获得商业利润一个绝好的卖点与商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巨额的投资就难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愚蠢至极的投资者也绝不会主动去干这样的傻事.

二、

在商业社会,“”成为人们的特殊消费对象,这确实是“革命历史”改编作品之所以成为热闹文化现象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很难说这就是这场文化现象的全部,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值得关注的思考.

在小说《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中,南霸天强占民房为自己修祖祠的细节是饶有兴味的,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中,“拆墙脚”和“挖祖坟”应该看成是最丧尽“天良”的道德事件之一.南霸天肆无忌惮地占有吴家民宅,他在拆迁民宅的过程中,拆迁时间、拆迁范围和补偿标准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琼花母亲甚至哀求他道,“南爷,给吴家一条活路吧,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霸天仍然是一意孤行.从电视剧播出的情节来看,应该是南霸天的霸道,才最终导致了吴琼花的父亲同南霸天的抗命.可怜的琼花一家四口,最后仅留下琼花一人.小说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重点工程”和“重点改造”为名的“拆迁”,施工企业(或公检法系统)与社会民众之间,就存在类似于南霸天与吴琼花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拆迁”案件的性质判定与最后处理结果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些案件均涉及到的是拆迁户的房屋产权与公民基本人权的问题,“钉子户”之所以坚决地进行抗争,就在于他们认为房屋产权涉及的是自己生存的基本权利.对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或者小说《红色娘子军》的欣赏者来说,正是南霸天带来一群凶狠而蛮横的拆迁队,才让吴琼花一家这个“钉子户”遭遇家破人亡之灾,吴琼花不仅是这个“钉子户”家庭唯一幸存的“钉子”,也是最硬的一颗“钉子”,与其说观众痛恨南霸天的胡作非为,还不如说,观众和读者在发泄他们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拆迁”愤怒.

除此之外,南霸天之所以遭人痛恨,其实并不在于他的家财富足,而是在于他恶劣行径与获利手段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比如说,将九百多亩良田据为己有,哪怕别人不同意也得同意；收取种类繁多的税费(盐税、鱼税、船税、网税),哪怕不愿交也得交；即便是在自己开设的“椰香院”,也没有忘记在嫖客身上敲诈一回.观众在欣赏《红色娘子军》改编故事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是痛恨南霸天,还不如说是痛恨南霸天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这种痛恨显然不是南霸天这个艺术人物所能带给他们的,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积累起来的,一种对富人不合法、不公正的获利手段的憎恶.对那些欣赏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来说,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肯定会远远超过对历史事件的热忱.比方说,当年在香港并没有多大反响的电视剧《包青天》,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大陆却受到热捧,同样的道理,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也可以当成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使然,在这样一部“革命历史”的改编作品中,真正能够引发他们强烈共鸣的,应该是他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愤怒.

当然,观众和读者心甘情愿地参与“革命历史”改编作品的接受,这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叙事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作品突出个体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以及强调个人对不利社会环境的抗争,这确实是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的号召之一.虽然在残酷而又强大的现实面前,践行个人意志或者改造社会现实,那都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也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作家们运用浪漫的手法所描绘出来的革命远景仍然是诱人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大同世界就会到来,即便是某些作品中出现了暂时的失败,那么,叙述者就会赋予失败以特别的纪念意义,要么是,这种失败争取到了更大的胜利,要么是,这种失败的和残忍被用之于解释“旧社会”的不可救药,无论出自哪一种情况,它们都可以被重新利用起来去鼓舞和激发人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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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推动了“革命历史”改编作品的产生,这一点应该不存在什么分歧,不过,“革命历史”改编作品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自“”结束以后,先前被当成“样板”的那些“经典”作品,随着政治上对“”的批判与对“”的否定,而逐渐遭到人们的疏离甚至唾弃,显而易见,这样有利于“改 革开放”政策的推广与执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投资和技术,也同样需要接受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市场经济”在登陆中国的同时,它的孪生兄弟“人权保障”和“法制社会”也未邀而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尽管事发的根源各有各的不同,但这些冲突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西方观念的输入上去；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导致了重新出现的贫富分化,这又违背1949年建立政权时的“公平正义”许诺.

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冷落过一段时期的那些“革命历史”作品,又开始显示出推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领导、人民等红色政权先前曾动用过尽可能多的行政手段反复灌输这些政治信条,但最终都以人们的厌恶而告终,如今,对“革命历史”作品的适当改编,则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且不易惹人反感的手段,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那些对意识形态运作心领神会而又想赚取利润的影视公司来完成.通过“革命历史”改编作品来达到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以便缝合由于否定“”而形成的历史阐释“断裂”,这正是主管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努力方向.如同先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运用的行政手段那样,这样的运作是在市场经济中运用经济杠杆来达到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商业资本也并不傻帽,它们深知同政治权力结合后将会带来的好处,他们借助权力迅速扩大自己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丰厚利润回报.

我们应该摆脱狭隘思维的限制,灵活地去分析“革命历史”改编作品的生成.虽然意识形态在理论前提和逻辑判断方面确实有其僵化之处,但意识形态要深入人的意识,那它就要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做出解释,以便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便解释的依据是些生硬的教条,那也要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以便让人们觉得这些“思想和方法”确实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底层文学”同几十年前的“左翼文学”话语,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虽然各不相同,但在理论特征和思维方式上又是如此地相似.在很多的时候,意识形态都是机会主义的,灵活而又多变,它会根据社会发展状况不断调整自己策略,以便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历史”作品的改编并没有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叙述形成冲击,相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当代再生与增殖.各类的研讨会的如期召开,“红色经典”这个概念被反复提及,这些现象已经足以说明,“革命历史”改编作品还有相当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改编非但不会被“禁止”,而且还会受到鼓励和支持,例如,2004年6月22日,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举行“《小兵张嘎》与红色经典改编研讨会”,会议声称,只要改得好,就不会被封杀.2004年12月18日,《文艺研究》杂志社在京召开“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的近二十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有评论者说得好,“改编如同一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的“改编”都会受到欢迎,它也同样会招致厌恶,对那些在“”时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和阴影的人来说,“革命历史”改编作品会让他们想起狂热、暴力、恐怖和,作家巴金生前就曾公开提出过这方面的；另外,“改编”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创新,没有任何创新的所谓改编是不成立的,也不会受到欢迎.当然,“革命历史”作品的改编并非总是能够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以《红色娘子军》的小说改编为例,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重叙”历史的目的：洪常青就义之后,吴琼花与号手钟伯相爱,结果却受到组织的严厉处分；若干年后,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又在万泉河边的小村庄重逢,不过,钟伯已经同一位瘫痪的女人结婚.又比如说,南霸天的孙子“符天”同吴琼花的外孙女在酒吧相逢,他们也谈到了先辈发生的故事,以拼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尽管如此,小说很难在满足意识形态宣传要求和照顾读者消费兴趣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叙述者自己的描述(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同自己所要描述的对象(女兵的故事),二者就没有能够很好地统一.

根据小说作者在前言部分对写作思路的阐释,“即以一个现代女性的视角,去审视这场发生于七十多年前的战争故事,使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矛盾冲突,具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蕴和多元视角,给读者一种新的思考,也是对剧本遗憾的补充”.那么,“革命历史”改编作品对历史、理想和人性的重新认识,毫无疑问会丰富读者对“革命历史”的理解,但这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期望看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期望,在主流之外还出现能够挑战其地位的其他意识形态；同时,也不期望主流意识形态多样化所导致的相互矛盾解读.“尊重原著的精神”、“尊重群众的阅读期待”、“反对低俗描写”、“反对杜撰亵渎”等这类指责就能很好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历史叙述”改编的不满与忧虑.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2004年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部分作品的改编工作被紧急叫停,且随后建立了相应的改编许可与审查制度.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革命历史”的改编是在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造就的文化现象.其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主流意识形态、风险投资者、观众(读者)奇迹般地共同发起和参与这一文化现象,但是,在商业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中,他们参与这一文化现象的目的各不相同,这正如歇后语所言：“宝玉和湘云哭贾母――各有各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