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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与主义”之争；学理对话
[摘 要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和传统观点将之归功于政治意识决裂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不同,本文恰恰认为,这场争辩的学理性,及其在争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自由和包容的氛围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开放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容易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6－0043－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一日千里,国人趋新、趋西,传统文化遭遇寒潮,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主义广泛流布于中国社会.这是“主义”兴起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趋势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而愈益昂扬,“社会主义”即有几十种,以至于孙中山曾疑惑地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也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哗众取宠,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通过兜售“过激”社会主义来美化军阀统治.面对鱼龙混杂的“主义”冲击,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抽象理论不能取代实际问题,高谈主义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要求大家“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胡适的立论受到学界关注并遭到回击.最早是蓝公武的驳斥,之后引来李大钊辩难,再之后又有诸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很快形成一场有意义的思想争辩.这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不久,关于这次争辩的起因、性质、规模及其影响就成了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尤其是胡适的立论和李大钊的辩难是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决裂,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等等.本文不愿意卷入这些争辩之后的再次争论,而试图另辟蹊径,从学理的角度谈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溢出学理范围的学理对话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究竟如何界定,长期以来是“百家争鸣”,互不相让.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曾一度被政治因素所干扰,被意识形态因素所左右.即使略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批判胡适思想时所认定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论断外,很长时间以来,这一论争仍被一些学者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也是新文化领域同人分道扬镳的一次决裂.其争辩“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由暗而明的争辩其实是“改良”与“革命”的对立.
近年来,学术界对上述判断的商榷开始增多.更多学者认为这一争辩固然有政争的意味,但更应该说成是学理的争辩：“很难说当年的论争就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这场争辩使人们能对“主义”建立起必要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成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以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仍是好朋友,甚至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认为他们之间当初的争辩范围是有限的、平静的、学术的,甚至当时双方还是同盟者.
的确,“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成立,陈独秀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宣传研究更多的还是一种学术层面的认同,没有上升到具体的革命实践领域.争辩的双方既不反对“主义”,也不反对“问题”,只是各有侧重.在胡适看来,“主义”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否则它便失去了意义；在李大钊等人看来,没有“主义”的指导就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显然,当年双方的争辩表现于学理的歧见超越了政治的分野.更何况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时,虽然李大钊等从事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介绍,但谈论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进步党人和社会党人.胡适最初言辞所向亦旨在谴责王揖唐等政客利用好听的“社会主义”来蛊惑民心.
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原本的学理争辩很快变了味道.包括胡适本人晚年也持如此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并把这场争辩看成是他“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显然,胡适刻意渲染了当初双方论争的政治意义.
历史发展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回过头来,对历史的认识和分析又掺杂了后人太多的政治意识的过度诠释,使这一争辩超越了学理范围,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领域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之后,党内知识分子不仅根据政治思想立场和革命时代的需要来阐释‘问题与主义’的原始发生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对‘问题与主义’作了追加性的评判”.这一评判“适应了不同阶段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昭示了剧烈的时代变迁,也折射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
“问题与主义”这一学理争辩被后人及当事人后来做政治化渲染的背后,乃是一种历史潜流的显现,也即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寻找新思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努力和.这一冲动推动着当初学理争辩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理想进行社会实践,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裂痕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产生了巨大分裂,当年的学理性研究发生了政治性的严肃意义.此后,胡适虽以独立知识分子自居,但和政治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关系；陈独秀、李大钊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开始了革命的实践,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不仅创立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最终他们的后继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埋葬了国民党政府.曾对这一分化有深刻的分析：“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歧见,演变成了政治思想的歧路,进而转变成了政治行动的分野,并使“主义”一方完成了从书生到革命家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