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1年某极重灾区干部的创伤后应激症状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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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 地震,创伤后应激症状,相关因素,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761-02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04

地震灾区干部既是地震受灾群体,又是灾后重建的组织者.在震后的重点工作中,他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状态,精神高度紧张,身心倍感疲惫.为了解地震后1年灾区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四川省某地震极重灾县灾区干部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四川省汶川地震某受灾极重县的灾区干部(该县受灾区行政单位公职人员)为研究对象,排除地震前有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等精神疾患及其他应激障碍者,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401份.其中男284人,女117人,年龄22～59岁,平均(40.4±9.4)岁,汉族282人,少数民族119人,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241人,高中/职高/中专102人,初中及以下58人,根据受灾干部所在区域分为极重灾区、重灾区、次重灾区三种不同程度的受灾区,其中极重灾区74人,重灾区165人,次重灾区162人,地震经历:7.23%的灾区干部有家庭成员丧生或下落不明,71.57%有认识的人丧生或下落不明,27.43%本人或家庭成员受伤,81.80%房屋被毁损,40.90%报告地震中有强烈或明显的害怕/无助/恐怖的经历和感受.3种不同受灾程度灾区干部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工具

1.2.1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1]

共17项,每项1～5级评分,总分≥50分,则诊断为PTSD的可能性大,筛查为阳性.

1.2.2 贺普金斯25项症状量表(Hopkins Symptom Check List 25,HSCL-25)

由Sandanger等[2]编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引进.共25个条目,评定最近1周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为1～4级评分,因子分≥1.75,即界定为存在焦虑或抑郁症状.

1.2.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3]

测定个体领悟到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共12个条目,采用 1～7级评分,总分越高,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1.3 统计方法

进行χ2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结 果

2.1 三种不同受灾程度灾区干部各量表评分比较

2.1.1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

极重灾县灾区干部PTSD阳性率为23.94%.其中极重灾区干部的PTSD阳性率高于重灾区和次重灾区(44.59% vs.23.03%,15.43%,χ2等于23.85,P<0.001),汉族(29.08% vs.11.76%,χ2=13.78,P=0.000)、本人或家庭成员地震中受伤者(46.85% vs.7.59%,χ2=44.23,P<0.001)、家庭住房地震中毁坏者(26.63% vs.12.82%,χ2=6.58,P=0.010)、地震中有明显或强烈的害怕/无助/恐怖经历和感受者(56.45%,34.31% vs.10.97%,χ2=63.91,P<0.001)的PTSD阳性率分别高于本人或家庭成员未受伤者、住房未毁坏者、感受或经历轻微者.极重灾县灾区干部PCL总分为17～82分,平均(39.40±14.83)分,极重灾区的PCL总分高于重灾区和次重灾区[(49.36±15.74)vs.(38.41±14.84),(36.77±14.17),F=17.182,P<0.001].PTSD阳性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93.75%和95.83%.

2.1.2贺普金斯25项症状量表

极重灾县灾区干部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45.39%和50.62%.极重灾区的HSCL-25总分高于重灾区和次重灾区[(2.32±0.74)vs.(1.77±0.59),(1.75±0.59),F等于20.704,P<0.001].

2.1.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极重灾县灾区干部PSSS总分≥50分、32～50分、<32分者的构成比分别为83.79%、14.71%和1.5%.不同受灾程度灾区干部的社会支持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094,P=0.336).

2.2 创伤后应激症状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CL总分及症状分、HSCL-25总分及因子分均与PSSS总分呈负相关 (r等于-0.24～-0.32,P<0.05).

以PCL总分为因变量,以上述单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地震中受伤、地震中有害怕/无助/恐怖的经历和感受、HSCL-25总分、焦虑分高者,PTSD症状更严重.调整后R2 等于0.796,F等于157.146,P<0.001(表1).

3.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1年后极重灾县灾区干部的PTSD症状阳性率为23.94%,与Kuo 和Altindag 等[4-5]报道的地震后1年PTSD的发生率为16.5%～23.0%的结果基本一致.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45.39%和50.62%,与Zhang 和王丽萍等[6-7]报道的40%～60%的地震受灾者存在躯体化、抑郁、焦虑等表现的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提示良好支持水平是PTSD、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与赵高峰等[8]研究显示的个人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偏低是PTSD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的结果一致.极重灾区干部的PTSD症状、焦虑、抑郁症状表现较重灾区和次重灾区突出.史铁英等[9]研究也显示应激强度增大时,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分值增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性增大.在本研究中,汉族、存在焦虑抑郁症状、地震中受伤、地震中心理反应明显者的PTSD症状较严重.与张本等[10]研究显示灾难后初期的不良情绪体验和强烈的精神痛苦是PTSD的预测因素的结果一致.

综上,震后1年极重灾县灾区干部仍存在一定的创伤后应激反应、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部分人员可能成为PTSD的高危人员,有必要对PTSD筛查阳性、极重灾区、地震时心理反应明显、地震中受伤等人员实施心理干预.

致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提供了量表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