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传统政治哲学的领导思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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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或者说“中庸”）,影响深远,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核心属于哲学层次的领导思维艺术.当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庸之道”的理论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与对整个儒家哲学思想一样,应该持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政治黄金律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中庸之道”主要是儒家学派的思想遗产.“中庸”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具有了典型的政治哲学性质.在儒家的经典中,“中庸”被称为“圣人之德”,“故君子遵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就是说,“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哲学范畴,在儒家学派看来,它反映的是一种最高明的政治思维方式,最高尚的政治伦理目标,最恰当的政治手段.或者说,“中庸”之道所要求的是人们言行的合理性、公正性和完美性.就这一实质性内容而言,“中庸之道”可以称为儒家的政治黄金律――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领导思维艺术.

所谓黄金法则（“黄金律”）,是由几何学上的“黄金分割”而来的.几何学上的所谓“黄金分割”,也叫中外比.用这种分割方法而形成的新图形之所以比较悦目,是由于它找到了人的视角最佳比例,显得最和谐,而和谐的比例自然会产生最美的图形.“中庸之道”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人们在处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时,用最佳的方法、最恰当的形式、最高明的手段,得到最理想的结果.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中庸之道”有相当成分的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比如其中的“明哲保身”就需要进行批判地分析.

二、“允执其中”：治国处事高明之奥秘

孔子及其弟子们言必称尧舜.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尧舜是理想政治家的化身,是最完美的政治、道德典范.因而,作为古代的统治者,尧舜的治国本事在政治上也是最高明的.那么,他们的统治在政治上高明的奥秘何在呢?这就是《论语》中记载的由尧传给舜、舜又传给禹、禹又用以诏告天下的一个“政治秘诀”：“允执其中.”

儒家学派在这里所称道的“允执其中”,就是要求君主在治国的政治实践中,要老老实实地按“中庸”之道去行事.其中所强调的“中”,则是“中庸”之道的核心内容,即“中道”“中正”“中行”等等.孔子曾称赞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实际上,对于孔子等儒家学者来说,“中庸”不但是最高尚的道德要求,也是最高明的政治方法.如前所说,“中庸”之道,是要求统治者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要采取最高明的方法,使那些复杂的、棘手的问题得到最妥善的解决.因此,孔子把“允执其中”称之为舜的“大知（即智）”,也就是儒家认为的一种政治大智慧.

关于这个问题,孔子曾以舜为例来具体说明过.他极力称颂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句话.朱熹对这句话的注释是：“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业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是对“允执其中”实质内容的解释,也就是对“中庸”范畴含义一种较全面的解释.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把“允执其中”说成是舜的“大知”,那么,这里所说的“大知”,即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何在呢?在于他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全面性,不走极端,善于权衡而恰到好处.

那么,在政治统治的实践中,帝王们应当怎么做才能算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从而达到“允执其中”呢?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孔子曾用“宽”与“猛”两手的结合来说明这一思想的实质：“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可以看出,作为统治百姓的政治手段,“宽”与“猛”可以说是“两端”,而高明的统治者,善于“用其中于民”,即“宽猛相济”的这种恰如其分的方法.这就是说,在处理复杂、棘手的政治问题时,高明的政治家应当善于把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手段,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取其“中”而用之.除“宽猛相济”外,“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等也是如此.当然,这种“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统治手段,能否运用得好,显得高明,那就要看政治家们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表现出他们的“运用之妙”了.

子产论政宽猛

孔子的议论,针对郑国大夫子产的为政宽猛观点而发.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得了病,叮嘱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的政策没有比刚猛更有效的.譬如烈火,让人们一见就怕,所以人们很少死在火中的.水很柔弱,人们不怕它,因此在水里嬉戏玩耍,常有人溺死其中.所以,宽厚的政策难以实施.”子产病数月后死去,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施行宽柔政策.郑国因此盗贼蜂起.子大叔后悔了,说：“我早听子产的话,不会到这个地步.”便发兵去攻击盗贼,将他们全部杀灭,盗贼才稍微收敛.

对于“允执其中”这种治国方法和政治艺术,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还做过进一步发挥,这对于我们理解其实质,也是有帮助的.如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这种天道自然观来解释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淤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清代曾国藩曾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执中”的方法比喻为“自然之妙”.他说,治国与善生是一个道理,不可操之过急,像商君治秦、荆公治宋,都是“失自然之妙”,而治国、处世,都要合自然之情.这就是说,作为一种高明的统治艺术,“执中”包含了“天道自然”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允执其中”就是顺乎自然之理.

上述理解也说明,“允执其中”“执中”的意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治艺术,“允执其中”并没有一种可以随时照搬的模式,也没有一种可以套用的公式.治国艺术之所以称为治国艺术,就因为它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种公式.这就是说,对于“允执其中”的思想,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的方式,灵活运用. 至于怎样才能比较好地把握“允执其中”这个治国艺术,孔子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即“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所要求的“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为“中”,那是要因时而异的.所以,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显出高明之处,能够“允执其中”,那就要求他在处理具体的政治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注意把握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的“中”,也就是说,要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灵活地“执中”.

孔子所强调的“时中”,是儒家权变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朱熹认为,“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得中”,“时中”是个动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即是“时中”.权是一种政治艺术,它的实质同样是“允执其中”.

可见,作为儒家治国艺术的“允执其中”,不能作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理解,而必须从具体的时间、地点、情况出发,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允执其中”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成为治国的政治黄金律,其秘密正在于此.对于这一点,许多伟大的政治家也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了相当精辟的思想.拿破仑曾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前者,什么时候是后者.”

孟子论“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之规范；嫂子溺水,伸手相救,虽违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但这是迫不得已的变通之法.

◎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执中而无权变,犹如“执一”.“执一”损害仁义之道,它偏举一点而废其余,有百害而无一益.

三、“无过无不及”：政治策略的辩证法

作为领导思维艺术的基础之一,“无过无不及”实质是儒家政治策略的辩证法思想.

在儒家看来,“执中”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就是恰当地维护“礼”.孔子认为,礼（即道）之所以不能很好地为人们所实行,主要是由于人们智（知）、愚、贤、不肖的区别而在认识上产生的偏差造成的.这种偏差,或者是“过”,或者是“不及”.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可见,为了“允执其中”,正确地实行“礼”,人们就必须克服认识上的两种极端,在实践中做到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那么,“过”与“不及”这两者中,是不是有一种比较好一些的呢?有一个论述,可以说明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孔子有两个学生师与商,俩人中一位才气高,因而做事常“过”；另一位则拘谨狭隘,因而做事常“不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很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观点：“过”与“不及”都不可取,同样不利于正确执行礼.因为,对于执行礼这种严肃的事情而言,任何一种极端的行为都是有害的.这两者都会“失中”,“过”和“不及”都不能“允执其中”.

在孔子所称道的先秦政治家中,管仲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管仲有一句名言：“国机,徐疾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处理好国家大事的关键,在于处理问题、执行政策时做到缓急得当.很显然,这就是实践中是否具有“允执其中”的政治艺术水平的问题了.政治、行政管理经验告诉我们,在处理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时,或者在作重大决策时,有时就需要当机立断,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丧失良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或者对于某些特殊问题,则需要有耐心,善于“冷处理”,急了是要犯错误的,甚至可能因为草率处理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政治家,特别是那些高层决策者是否真的高明,就看在关键时刻能否把握这个适中的火候了.

儒家“中庸之道”关于“无过无不及”的要求,不仅对于反倾向斗争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政治家进行思想品质修养,也是有借鉴价值的.孔子常常教育他的学生要按中庸的原则行事,防止过与不及,注意自己言行的适度性.同时,他也严厉批评过自己一些学生（如子张、子夏等）“过”与“不及”的毛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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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唯实》2013年第8期.作者为党校文史部教授,链接为编者所加）

莫行心上过不去事,莫存事上行不去心.

――《小窗幽记》

点评：昧着良心的事不能做,有悖事理的心不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