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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战争期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播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60、70年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主要通过西方传教士编译的书籍和晚清使臣的日记、著作在中国传播.戊戌时期,维新派接触并传播西方政治学说.
关 键 词 ：西方,政治学说,晚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2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战争期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播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1835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了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并引出“国政公会”及省称“公会”（国会）一词.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5卷的篇幅详述了美国的选举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等“国政”.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其中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这一时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
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刻本为50卷,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再增补为100卷）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制、任期制和多数规则.徐继的《瀛寰志略》介绍了英国君主立宪及上下议院制度,更为详细地评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共和制.梁廷的《海国四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美国的政治制度.19世纪50、60年代,洪仁轩在《资政新编》、蒋敦复在《<,英志>,自序》中,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英美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1856年蒋敦复编译出版的《英志》（8卷）,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专著.他第一次将英国政治体制称为“君民共主”.
自19世纪60年代至戊戌变法,参与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外国传教士主要有英国的傅兰雅、李提摩太,美国的丁韪良、林乐知,德国的花之安等.60、70年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得以在中国传播：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编译了一批历史、地理、法律书籍,如《万国史记》、《万国通鉴》、《泰西新史揽要》、《大英国志》、《米利坚志》、《联邦志略》和《公法会通》等,其中1864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提及孟德斯鸠,1879年的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也论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学说及其影响.同时,他们还撰写或翻译了一些专门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和思想的政治书籍和文章,如《译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等.另一方面,60年代后期清朝出使人员如斌椿、志刚等普遍将其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包括议会制度都记载在笔记、日记和著作中.70年代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作出较为全面、准确的介绍当属1875年6月12日登载在《万国公报》上的《译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该文介绍西方各国章程虽有不同,“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等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权（行政）,二曰掌律（司法）,三曰议法（立法）.”显然,这里论及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各种政治理论更为广泛地进入国人的视野.1885年傅兰雅所译由江南制造局首印出版的《佐治刍言》,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的书籍,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有关“西方政治之学”十分重要的来源.1894年首刊于《万国公报》,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单行本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详述了19世纪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和制度及其确立过程.这些西方政治思想学说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呼吁设立议院,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则试图以宪法、三权分立来重构中国的政治制度.
较早在书报上向人们介绍西方议会政治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郑观应.19世纪70年代,他在《易言》中指出,西方国家均在都城设有上、下议院,“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其措施之善也”,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受此刺激,郑观应不断著书立说,宣扬“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的观点,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议,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
1883年,王韬在《|园文录外编》中,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君主、君民共主、等三种政体作了比较,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等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而在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中,王韬最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王韬宣称,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其原因在于前者为“议会制”,而后者为“专制君主制”.如果中国亦推行“君民共主”,必定走向强盛.经王韬阐扬的“君民共主”论影响甚大,此后鼓吹议会政治者,大多运用这一论点.可以说,王韬对西方政体和议会政治的认识代表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改良思想家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的洋务派官员亦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议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渠道.1875年,洋务派首领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分析了西方国家兴废成败与议院之间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崔国因因首倡设立议院改革政治制度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的1883年,崔国因上书朝廷,请求发奋图强.他在《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明确指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在崔国因看来,议院是沟通上下之情的最好方式.
由上可知,当时先进人士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中,已由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层面深入到政治制度这一核心领域.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所要移植到中国的“议院”,并不是西方国家政权结构中限制君权的立法机关,而只是供满清皇帝“通下情”的咨询机构.它与强化君权并不相悖.因此,他们在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时,从来不谈立宪,更不谈立法.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入较此前有所起色,但是数量依然尚少,且大都夹杂于外国史志类译著,或一些报章杂志如《西国近事汇编》和《万国公报》等刊载的时事政治及介绍西学类的文章中,零星而不系统、片断而不完整,因而影响不大.真正较为系统全面的输入,还是在戊戌维新前后.
戊戌时期,康、梁维新派接触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最初主要是通过英美等国传教士的译著.此外,何启和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严复的《辟韩》亦对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地阐发.严复指出,君与民的关系,并不是韩愈所说的主仆关系,而是在管理公共事务上的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契约关系.梁启超于1897年3月将《辟韩》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