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此文是一篇政党论文范文,政党类论文范文数据库,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相关毕业论文模板。适合不知如何写政党及政治及政治思想方面的军事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政党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内容摘 要 】民国之初的制是中国政党政治的一次尝试,给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一次试验的场地和条件,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方面,民国的政党政治尝试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关 键 词】民国初期 政党政治 社会文化 资产阶级

民国之初的制是中国政党政治的一次尝试,由于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给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试行的场所和政治条件,欧美国家提供了参考对象,由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民普遍认为实现欧美国家那样的议会制度是时代的潮流.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甚至一个开明绅士,封建遗老也面对现实,组建政党以追逐名利和企图日后在政坛上分得一杯羹.于是一时间,中国政党遍地开花,好不热闹,像是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二年时间里,各种“党”“会”之类的政治团体就达到了320个.但是很多政党都昙花一现,很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中.民初的政党政治尝试很快失败.本文从当时社会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探讨失败的原因.

一、当时的社会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旧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很多人对此欢喜若狂,认为我国将会成为一个共和国家,但当时中国关心和从事政治的知识分子,政客和军人等虽然受到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仍然是根深蒂固“各种恶果依然残存,虽日革易,不过国旗改变颜色,政界上改变数人,而于政治毫无关系,即吾所谓未曾掏汰曾革心也”.[1]梁启超也说过：“我国由五千年之专制一跃而进于共和,旧信条横亘脑中,新信条未尝熏受 ,欲求新政体之圆满发达难矣.”[2]这个观点后来被日渐混乱的政治局面的所证实.近代的议会制和政党政治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虽然说有些是适合中国的需要,但毕竟土生土长的,并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任何文化的接受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西方文化时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准绳,以此来解释近代的观念,这就不能避免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歪曲.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买办、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

二、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且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

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国民的参与和支持,但是民初各资产阶级只注重上层,拉拢社会名流和掌权人物,而不注重发动下层群众.轻视几亿辛勤劳动的人民.并且选举时贿选,愚弄民众,结果只能是民众对政党政治失望,从国民素质来讲,当时的国民普通缺少政治意识.生活都成问题,没有心思理会政治.再讲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使得他们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缺少一种政治参与习惯,有番话说得很好：共和政体的土地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倘若国民不愿管政治,或者不能够管政治,或是不会管政治,那么这种国民只好像牛马一般,套上个笼头,叫人处分,碰著个把圣君贤相,大家便过几年安逸日子,碰著那残忍的人压在头上,只好随他爱抢便抢,爱杀便杀,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3]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也不强大.西方的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的自然而然后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的政党政治是从西方硬移植过来的,当时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处于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根据统计,民国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约有十余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02%,而资产阶级中参加政治的人就更少了,全国有资格参加众议院选举的人数为4293392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0105%,其中资产阶级选民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在第一届国会议员中,资产阶级出身的仅12人,占统计人数的2.6%,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为45人,占统计人数的9.9%,如果把后两种人加起来也才45人,占统计人数的12.5%.[4]从资产阶级人数在第一届国会中所占的低比例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还是很微弱.的.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很薄弱的,直到甲午战争期间,整个民族资本仅为722.5万元,只占中国全部产业资本8952.6万元的8.1%.[5]这种很小比重和微弱的民族资本如一叶扁舟航行在封建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汪洋大海,随时都有被“恶浪”吞噬的危险,在这种十分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之上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并且又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

三、资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先天的不足和缺陷

民初虽然资产阶级政党林立,但很多都是小党,除了国民、共和、统一、党等几个学党初具规模外,其它的人数都少得可怜,有些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在一起,不但人数少,而且也没有什么纲领,没有一个固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系统,根本形成不了什么影响力.而在一些大党中,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中,鱼龙混杂,党员成份也都很复杂,并且很多人入党的动机都不纯,很多是为了做官或升官.党员成份复杂的党往往不容易开展工作,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不仅如此,当时很多人都不仅仅是入一个党,而是同时入几个党,如梁启超、孙洪伊跨3个党,李平书、刘揆一跨4个党,章太炎、 温宗尧跨5个党,梁士诒、汤化龙跨6个党,唐绍仪、张謇、孙毓筠跨7个党,熊希龄、赵秉钧跨8个党,黎元洪、陆建章跨9个党,伍廷芳甚至在11党挂名.他们并不了解政党的真谛,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6]

四、不正常的党争削弱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整体力量

当时政党之间相互攻讦,纷争不断,多为之私利,熟知政坛内幕的梁启超批评当时各党“以蹙灭他党为惟一之能事,狠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至,”“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因相顷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率致以主义目的精神思想丝毫无区别之人,亦复分相抗,不欲联合,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即在此耳”.[6]党内也是派别繁多,行动不一,思想分歧等等.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虽然会有分歧,但在涉及到反帝反封建时应该联合起来,但是康有为等人认为革命党人大逆不道,深怕被它拖累,而革命党人也认为康有为等人是汉奸,骂他同亲事仇,残同媚异,两个党的机关报纸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辛亥民国成立后论战也都还没有停止.他们都否认对方的爱国情感,也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在民国成立后,他们本来应该求同存异,共同为内阁制而奋斗,但是他们却明争暗斗,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正好被袁世凯从中渔利. 五、国外国内发生的新情况使国人对渐进式的改革失去耐心,最终抛弃了西方式的议会制和内阁制

2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国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人们的思想日益激进,对资产阶级这种以议会为舞台,走渐进改革道路的方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杨天宏先生的《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一文中指出：“除了通常所说的国会议员腐败、国民政治训练不够、军阀的蹂躏破坏外,尚与曹锟贿选后国会党派构成的变化,政治家的当下利益关怀的转移,以及当时国人政治思想日趋激进,政治家和一般民众急于寻找‘最新最好’的救国方案,对继续实践以制衡为内涵的国会政治失去了耐心这一政治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国会政治本来是一个需要国民都参加的政治,但是很多人都不能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国外的很多政治思潮大量涌入,给国民的思想一个很大的冲击.先由专制变成立宪,再由立宪变成共和,再由共和变成“走俄国人的道路”由西方变成东方,令人目不暇接.国人急切想学习最新最好的东西.试行了上十年的议会政治没取得什么成效,国人对渐进式的改革失去了耐心,最终主动抛弃了西方式的议会制和内阁制.

六、民初的政党政治缺乏政权的支持

在民初国会议员和官员中,真正的资产阶级很少,相反,很多都是旧官僚,旧政客摇身一变变成了新议员新官员,他们中对于政党政治并不抱有热衷的态度,而是视当议员为晋升的途径,沦为政治上的投机者和政客,因而就不会努力支持政党政治的运行.旧官僚变身的新官员在思想上没有接受这种政治.在政党政治遇到困难时想的不是尽一份力而是怎么样捞到个人的最大利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那都是不可能会成功的.没有政权的支持注定了民初的政党政治最终会走向失败.

总而言之,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既有客观又有主观的原因.除了本文上述的几点主要原因外,还有其它很多的原因,例如党费问题,议员素质问题等等,虽然民初的政党政治最终失败了,但它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