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教化繁荣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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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政府打算5年投入50亿,计划从2011年到2020年十年间建设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和岭南文化精品名城,简称“四个名城”.

照理说,东莞不存在“搏出名”的动机.纵向比较,而今东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闻名.想当年,区区一炮台之名――虎门,就盖过太平镇,盖过东莞县.横向比较,东莞排在国内地级市知名度最高之列：农民找工作到东莞,投资办厂到东莞,干部谋福利到东莞,草台班子拉赞助到东莞,五星级酒店里外宾熙熙攘攘.可能嫌东莞之闻名不够高雅吧,东莞知名度高主要跟钱多关.

明治年间日本人用汉字“文化”对译“culture”之后,“文化”才模糊起来,“culture”义项繁多.现代汉语中,“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宽狭不一的意思：culture生活方式、civilization城市文明、literacy文艺修养,加上文治教化.入乡随俗,姑且合称为“四个文化”.本文只谈文治教化.

偃武修文

文治教化是与武力征伐、严刑峻法相对立的政治概念.中原政权历来崇奉儒家思想,儒家倡导文治教化,反对滥征滥伐,避免严刑峻法,以宋朝最为典型.单凭东征西讨,忽视文治教化建立起来政权,武功再显赫,也是昙花一现,暴秦、强隋、蒙元无一幸免.统治者慎用暴力,常作自我检讨,以德服人,才能江山稳固.宋朝虽然军事上稍显狼狈,却是汉朝之后国祚最长的朝代,也是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

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戎马一生,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清楚武夫之桀骜难驯,所以留下与文人共治天下的祖训.两宋四百多年硬是没有杀一个文官,连葬送大宋江山的奸臣贾似道也只是被朝廷判流放而已,押送流放途中才被义愤填膺的小隶私自诛杀.

法国文豪雨果就说过：“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建一座监狱.”结合时代特征,或可译成：“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养一队.”

当前城市管理之难,难在两端.一端是进城乡民为数众多,另一端是城市管理者也多半出身乡下,双方都不适应城市生活.乡民习惯了熟人社会,按关系行事,长幼尊卑,远近亲疏,秩序井然.而城市是匿名社会,看似无序,实则凡事有章可循.若乡民不了解规章,若官员视规章如儿戏,则违章建筑遍地起,城将不城,小摊小贩随地摆,市将不市.

城市生活离不开法律和规章制度,仅靠刑罚训练新市民,新市民付出高昂代价且不说,还容易激起暴力反抗.偷盗和诈骗可以教受害方预防,暴力犯罪则不得不以暴制暴.暴力反抗和暴力犯罪,都要求政府以增加维稳开支应对.以暴制暴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极难掌握平衡.胸怀利器,杀心自起.如何限制制暴者滥用暴力,将暴力约束在法律控制下?这是世界性难题.

中国的经验是偃武修文.人类的非理性暴力不可能杜绝,但是文娱活动可以减轻人们的暴力倾向.以文治教化驯服新市民、新官员,是当然之选.

兴教倡学

中国自古就有私人办教育的传统,私塾固然为私人所办,书院也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靠社会捐款维持.其体制之超前,比清华北大更接近于国际一流大学.政府不干预书院学术活动,书院却积极议政、参政,放胆抨击时政.明末东林书院甚至结社组党――东林党,跟现代政党已经差别不大了,有认同一致的理念,有进退一致的行动,不用发入会毒誓,来去自由.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不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而是尊者对卑微者的气度.庶民听来,“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是讽刺书生.但在君主立场来看,“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恰是信任书生的理由,更何况还有曾国藩书生起兵保家卫国十年乃成.

“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与读错书相比,不读书更危险；禁锢学术等于阻扰民众上进向学,积聚动乱能量.读书未必读圣贤之书,办学未必办致富之学.学以致用,那是穷人的逻辑.东莞人先富起来,完全可以为学而学,比如老年大学、死亡教育、探讨生命意义之类.只要有人有学的兴趣,就有教的意义,不须问教与学目的何在,这才是不差钱之辈应有的生活态度.

欧美最典型的贵族教育,不是常春藤大学,而是文理学院（liberalartscollege）.这里的arts不是指艺术,更接近于中文“文化”之本意――人文教化.文理学院虽然也有科学和人文课程,但是不以职业训练为方向,惟以人格培养为核心.师生同栖同息,与中国传统书院殊途同归,目的相似,形式更相似.可惜民国年间,西式学校教育引入之后,庶民教育得以普及,精英教育――书院却被硬生生破除.

重拾文化自信

比牛顿小一辈的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极为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自然神论几乎完全是以中国社会为范本.法国传教士马约瑟于1731年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法译本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伏尔泰以马约瑟的法文本为素材,名为《中国孤儿》,1755开始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

文艺复兴是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地理大发现刺激,毫不夸张地说,启蒙运动是受到中国世俗社会的启发.也可以说,明末西来传教士改变中国文化一点点,回去改造欧洲社会一大片.

世俗化、文官制、财产税、人道主义,这些西方学者列举的现代性特征,都是中国古已有之.尽管如此,不能说中国几千年前就现代化了.中国在几何、逻辑方面,比古希腊落后得多,科学无从谈起.西方古已有之的议会体制,中国从未出现过.现代化,既是东方西方化,又是西方东方化,也就是全球化.用全球化程度来衡量,还是得承认中国比西方落后.

罗列上述史实,旨在重拾文化自信.中国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毁掉太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看起来西化得很彻底,实际上搬来的都是一些“反西化”的糟粕,精髓没有学到.真正的西方,英国和法国都是积极向东方学习的,这和英法两国在东方拥有大片殖民地互为因果.

不要妄自菲薄,无需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完全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纳西方文化.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五色缤纷变七彩斑斓,而不搞清一色.唯自信,方能放弃扬名立万的,唯有甘于无名,才能将心力集中于文化活动本身,否则很容易将文化当成装饰,当成谄媚邀宠的道具.

培育本土资源

广东省已有七座城市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别是广州、潮州、肇庆、佛山、梅州、雷州、中山.它们无非比东莞发生多几起历史事件,出多几个历史名人.得,不值得今人喜；失,不值得今人悲.东莞人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在保存和发展文化多样性方面可以做得比别人好.

政府在发展文化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要警惕政府过度作为.因为政府是一个机构,内部一致性越高,文化越单一.政府过度作为,往往会挤压其他群体和个人的发展空间,从而直接损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间接损害文化竞争力、生命力.这同样可以从历史中吸收养分,古代地方官办学校叫学宫.

广州有座番禺学宫很出名,都在里面讲过课,就是农动讲习所.东莞也有学宫,旧址位于今莞城东正社区花街的原糖果厂,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东莞学宫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那是秦汉至晚清两千多年间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当时风流人物.广东在唐五代以前被称为蛮荒之地,文化落后.靖康之后,大批北方文人、谪官南下兴办书院,大大提升了广东地区的文化水平.

宋代书院繁荣留下的不只是遗址,宋代官话成了粤语和客家话的基本框架,以活的文化留存了下来,北方反而消失了.同时在日常生活用语方面,粤语和客家话也保留了大量古越语古苗语词汇.古代官学,旨在传播仁义价值观,而不是消灭土著文化.

广东自古以来就是容纳北方人避难之所,这在东莞体现得尤为明显.东莞人来自五湖四海,光是台湾人、香港人就各有数十万常住.每一位生活在东莞的人都是文化资源,来源多样,文化亦多样,这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他城市或许拥有更辉煌的历史,但是东莞这三十年所创造的历史,也是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