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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5日,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他是在4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本来是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以法律手段严惩相关医生,才能更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根据相关法律不能给这些医生定罪,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相关法律条文.
6月底,美国有条似乎与此无关的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流传.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弄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狮子大张口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当然宣判皮尔森败诉.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它来当笑话看.人们普遍认为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敢想敢干”,不过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生财”的道路上,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对麦当劳案.史戴拉因为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64万美元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热爱吃麦当劳的人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后状告赌场；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不是民族特性,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钱”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公司、餐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转嫁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高得惊人,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巨额赔偿,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巨额账单,保险公司则把巨额账单又转化为巨额保价,巨额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也是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以尽量防止以讹诈为且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1995年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1997年到2004年下降了24％.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党则认为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做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的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高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即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没有一个平衡点,美国的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令五申,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想必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由此增强.在一个地方,一个顾客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在另一个地方,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