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城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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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金庸小说去襄阳,也许还没等找到郭靖、黄蓉拼死守城的一鳞半爪,你就被这里混乱的地名弄晕了.

“襄樊”、“襄阳”、“襄城区”、“襄州区”,走在襄阳市的大街上,似乎满眼晃动的都是“襄”字.

争夺诸葛亮

当地媒体的同行们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地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区划上的多次调整――

建国之初,这里同时设有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和襄阳县政府两级行政机构;到了1950年,襄阳县里又独立出来一个小的县级市襄樊,都归专员公署管辖;“”后,襄樊市的管辖权被湖北省收走,但级别没变,仍然是县级市;直到1983年,地区一级的襄阳行政机构撤销,襄樊市才变成地级市,接管了包括襄阳县在内的周边几个县市;再后来,襄阳撤县建区,襄樊市里又增设了一个襄城区,整座城市才大致有了今天的轮廓.

这一次由襄樊更名为襄阳,似乎背景与以前几次有很大不同.

2010年12月2日,更名的消息刚一公布,与其相邻的河南南阳市就炸开了锅.在大河论坛的“今日南阳”板块,一天就涌现了上百条议论此事的帖子.

从明朝开始,襄阳和南阳就为争夺“智圣”诸葛亮闹得不可开交.清代官员顾嘉蘅还曾为此写下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到了近现代,两地之间的芥蒂积累得更深:1990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特种邮票,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襄樊和南阳争夺首发仪式举办权,邮政部门不得不在两地各举办了一场.前不久,新版电视剧《三国》热播,因为里面不提南阳,直接说诸葛亮居住在襄阳的隆中,据传惹得南阳一位市民怒砸电视机.

南阳人大多认为,襄阳改名,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城市之间“战争”的延续.似乎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他们在大河论坛里提议,将“今日南阳”板块干脆也改成“躬耕南阳”,结果短短几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半数网友的支持.

于是,2011年1月1日这天,与襄樊所有机关统一更名同步,互联网上的“今日南阳”改成了“躬耕南阳”.

但襄阳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跟南阳抢夺旅游资源.一位本地学者说,襄阳这边“投资招商占的比重更大”.

在襄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与招商引资有关的小段子:几年前,一名本地政府官员前往日本公关.他向日企介绍了半天襄樊,结果对方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彼时,日本正风行网络游戏“三国”,官员跟对方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诸葛亮读书学习的地方”,没想到,后来竟促成了合作.

不管是真是假,屹立在襄阳体育场旁边的诸葛亮铜像,都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距离铜像不远处,有一个新落成的大型商务广场,里面有万达影院、假日酒店和长长的室内步行街.这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

据说,为了这个项目,当地的书记和市长曾几次游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当地百姓也学着借起了诸葛亮的东风.一些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把诸葛连弩、孔明灯和鹅毛羽扇摆到了显眼位置.店主强力推销的还有一种叫做“孔明菜”的特产,就是切成细丝的、腌好的大头菜.据说这也是诸葛亮的发明.

华夏第一城池

相对于诸葛亮文化的妇孺皆知,“郭靖、黄蓉守城故事”,在襄阳却没怎么荡起涟漪.

在襄阳博物馆里,正在展出城市发展简史,里面必不可少地有宋元襄阳之战的内容――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将围攻襄阳,南宋将领吕文焕退守城池苦等援军.作为“华夏第一城池”的襄阳古城,城高池深,元军奈何不得,只好切断所有物资通道,使襄阳沦为一座孤城.最终吕文焕弹尽粮绝,出城投降.

许多年以后,金庸正是在这一史实基础上,衍生出了充满侠骨柔肠和悲壮情怀的武侠故事――

《神雕侠侣》第22回,中年黄蓉在一片战火中产下一双儿女,因为身在襄阳,又与蒙古军队打仗,便分别为他们取名“郭襄”、“郭破虏”;第39回,郭靖黄蓉再次镇守襄阳城,这时,蒙古第一国师金轮法王绑架了已经长大成人的郭襄作人质,不料郭氏父女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然杀强敌、卫黎民.

在这部书里,金庸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直到后来又出《倚天屠龙记》,人们才从灭绝师太口中约略知道:苦守多年之后,襄阳城破,郭靖夫妇和儿子郭破虏均殉城,只有郭襄凭着父母锻造的倚天剑逃过此劫.

年届七旬的城市规划师陈家驹这样看襄阳古城: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尽了地形之利.另外,还有8.5米高的城墙,130-250米宽的护城河,和加设在城门口的瓮城,如果处在冷兵器时代,即便你骁勇善战,也很难攻进这样“固若金汤”的城池.

不仅城池坚固,襄阳城还有非常险要的军事地位.这里地处川陕荆豫交界地带,一条横亘在中部地区的“秦岭―桐柏山―大别山”阻塞了南北交通,唯有在襄阳和南阳之间留有一道小小的缺口.在古代,北方的军队想要南下,这里几乎成了必经之路.

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汉江,从城市中间穿行而过,更增加了襄阳的地理优势.陈家驹说,军事割据时期,北方的军事物资可以经由这里向南方调运,在汉唐大一统的和平年代里,南方的贡赋则通过这里流向北方的都城,使这里成了历史上重要的转运港.

登上濒临汉江的临汉门城楼,大半个古城尽收眼底.一座座青砖瓦屋和包围它们的破旧城墙,显得苍凉沉郁.隔江对望的樊城区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把远处的高楼与近处的城头兵甬圈进同一张照片,顿时有种“不知今昔是何年”的错愕感.

在襄阳,一直流传着“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说法,大意是说,襄阳城虽然易守难攻,樊城却刚好相反,洪水一来,整个城都有可能会被淹掉.

外乡人不通这里的水性,来到这里往往因此吃大亏.在遥远的三国时代,曹军大将于禁和庞德就曾丧命于此――

公元219年,名将关羽率军攻打樊城,曹操派于禁、庞德率领七支大军增援.大军错误地把地势低洼的罾口川当成了驻军之地.时值秋八月连阴雨,汉江暴涨,罾口川很快被淹.关羽乘机发起进攻,活捉了于禁,斩杀了庞德.这就是历史上赫赫声名的“水淹七军”故事.

除了这些热闹的战争段子,襄阳人喜欢提及的,还有这座城的雅致.

这里是“田园诗人”孟浩然和大书法家米芾的故乡,“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曾在此逗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楼赋》名篇.李白、李贺、张柬之等人也在这里写下了同题诗《大堤曲》,描述了古时襄阳的繁华.

襄阳人热爱他们.鹿门寺、米公祠、仲宣楼等旅游景点,早年就是为纪念这些文人雅士而建.

如今,走在襄阳大街上,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书画培训班;跟这里的年轻人聊天,他们也喜欢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你看.

沿着宽阔平坦的沿江大道,可以找到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这是一条长约180米、宽约两三米的狭窄巷子,在港口繁荣的古时,曾汇聚过南来北往的万千商旅.60多岁的史阿伯住在这里有50多年了,他喜欢指着一间间破旧的老屋向人介绍,“这儿以前是染坊,那儿是颜料厂,旁边一家卖针头线脑,再往后是百货商行等”

小巷再往后,有一处雕梁画栋的残损戏楼,上面挂着的文保牌显示,那是明清时期的抚州会馆.根据陈家驹提供的文史资料,明清两代光建在这里的会馆,就有山陕、中州、黄州、抚州等近20家,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大小店铺和手工作坊.

在著名的老街区“九街十八巷”,现在依然保留着它们当年的老名字:机纺街、油坊街、皮坊街、瓷器街、炮铺街、麻鞋湾、铜巷等

三线!三线!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汉唐,襄阳大约可以像今天的深圳一样,足以拥有重要经济中心的荣耀.

襄阳市社科联副主席陈新剑分析说,自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陆续向东或向北迁移,襄阳先是失去了军事战略优势,后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漕运上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所以,尽管明清两代襄阳港依然兴盛,但整个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开始慢慢落后于苏杭.

到了近现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在襄阳设有战场,几乎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不光外地客商全部跑路,本地百姓也伤亡惨重,包括会馆在内的建筑、居民区,在战火中频频被摧毁.

1984年出版的《从零起步的襄樊》一书,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当地遗留下来的惨状――“整个城市只有一台五千万的发电机,它的动力机还是襄阳军分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等”

襄樊本土作家王伟举看到这则材料,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是那个文人雅士反复吟唱、留下无数动人诗篇的襄阳吗?”

“后来想想,那时候还真是穷.”1967年,少年王伟举罹患风湿病,父母带他到襄樊一家医院诊治,沿途景象十分破烂,“就像一个大菜场.”彼时,原本被称为“七省通衢”的水路商港襄阳,在大小报章的报道中常被描述成“偏远的鄂西北”.

后来,直到1970年汉丹、焦柳、襄渝等三条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原本只靠水陆的交通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善.

较长一段时期里,襄樊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土”.王伟举记得,1970年代他去武汉开会,中间不经意说了几句襄樊话,还会受到同省其他地方人的嘲笑.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时候,一场由“三线建设”而引发的工业化浪潮在襄樊开始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美苏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国家开始把大型工业和军事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襄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很快便成了“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相继落户襄樊.

1969年10月,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民用电子工业.襄樊市就把几个只会修收音机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扶持他们创办电子仪器厂.后来,国防科工委下属研究所的几个襄樊籍技术员,说服了市领导,决定生产电视机.结果,在1970年9月,还真生产出了湖北省第一台电视机.这比后来的四川长虹还早了好几年.

另一家由605地质大队家属创办的电容器厂,后来转型做计算机外部设备,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了一款宽行汉字打印机.1982年这款打印机被用于十二大选票处理,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世纪沧桑》里,记录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盛极一时的辉煌――

先是一大批与电子有关的新兴企业在当地兴建,然后随着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一大批科技型知识分子像倦鸟归巢一样来到襄樊.在“”还席卷全国、多数人忙于搞“斗争”的时候,襄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知识分子当成宝贝挖了过来.在这里,知识受到了尊重.

根据王伟举的讲述,当时有个叫曹野的市领导,不惜打破僵死的户籍限制,公然承诺“可以给引进的科技人才解决住房、职称、家属户口、子女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把那些正在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们感动得直掉泪.

一个叫雷成斌的干部曾经历过当时襄樊组织的进京招贤活动,他向王伟举描述说,“我们住在国务院第五招待所,每天都有大批科技人员主动找来,甚至还在招待所门前排起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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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这响动弄大了,中组部忙给湖北打招呼,让襄樊注意影响.省委才让工作组从北京撤回来.”

十年耕耘,一朝收获.1982年10月,全国科技授奖大会表彰了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1984年,《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丛书出版,其中,《从零起步的襄樊》以第一本的姿态率先发行.襄樊很快与常州、苏州、佛山、沙市等一起,被媒体并称为“十大新型工业明星城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襄樊人仿佛又重新获得了历史上的那份荣耀.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里动情地写到,“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襄樊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尊重、一座令襄樊人自豪并骄傲的城市.”

明星城陨落

可惜的是,这份荣耀后来没能一直持续下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襄樊没有赶上这波潮流,很多传统企业迅速走向了没落.

襄樊电视机厂2004年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王伟举跑去探访破产的原因,时任公司总经理的李祖安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原来他在厂里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收条子”,厂领导通常都会开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条子,让李祖安视情安排:一般来说,如果条子后面带一个点,就说明这是重要关系,得立刻给电视机;如果带两个点,关系就相对次要些,可以拖拖再发货;如果是一个点也没带,就纯粹是厂长碍于情面应付一下,可以不给.

王伟举感慨,“厂长的智慧都用在这方面,哪有心思去谋发展!”

有的企业甚至连市场经济都没等到,自己就先被自己困住了.那个生产宽行汉字打印机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消失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接原因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冲击,背后却有资源调配、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等诸多问题.

王伟举曾找到这个厂的老厂长芦殿林.芦殿林跟他说,十二大之后不久,很多部门要求订购他们的打印机.可是,当时厂里没有生产模具,所有零件都得靠工人和技术员手工敲打,后来很多单位把钱打过来了,厂里却无法交货.

芦殿林曾几次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铸造模具的资金,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后来日本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做工精,价格低,厂子撑了没多久就倒了.

更糟糕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权力滥用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

2003年10月17日,《襄樊日报》头版刊出了依法罢免孙楚寅市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文中称孙“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整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且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

孙楚寅,自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底案发被“双规”.根据媒体报道,孙楚寅案共牵扯到74名当地干部,其中在襄樊市相关单位及县市任职的“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不少当地支柱国有企业,“在这次官场腐败中,几乎‘沦陷’.”

就这样,襄樊在最关键的经济转型期,错过了重要的“黄金十年”.到2003年,百强城市名单中,苏州和常州分别排在了第20和27的位置,而曾红极一时的襄樊,则榜上无名.更让当地人脸上无光的是,同为湖北省地级市的黄石和十堰,也都进入了百强城市之列.要知道,在湖北,襄樊一直是仅次于省会武汉的第二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城市规模.

这时,襄樊市从到民间,无论公务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城市面临的尴尬.带有官媒性质的《襄樊日报》还专门为此推出了一组题为“对比与反思”的系列报道.

现实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的昙花一现,主要得益于开明的人才政策.现在,这座城市面临的尴尬,也正是人才问题.

它不再能够吸引青年才俊,甚至许多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读完大学后,也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

30岁的聂海锋现在在西安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上班,他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1999年从襄阳一中毕业,然后到陕西读了大学,学成后基本上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留在西安工作了.

同样选择离开的还有王伟举的女儿,读完博士以后,她留在上海教书.“没想过要她回来,她也不想回来,回来好像也没有特别适合她的工作.”王伟举太太微笑着说.

这并不表示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2009年2月,聂海锋把他的拳拳之情写成文字,匿名发表在“东湖社区”的襄樊论坛上,这则两万多字的长帖,里面援引了大量数据和图表,逐一分析了襄樊的不足.半个月后,襄樊市市长李新华看到了这则帖子,把它带进了市政府的办公会,建议“各部办委局的同志们都看一看”.

聂海锋很快出了名,襄樊市的大小媒体都来采访他.但带有性质的媒体则在采访后噤声.“后来有朋友悄悄告诉我,帖子里剖析不足的那部分,让一些老领导不高兴了.”

对这些客居异乡的襄阳人来说,他们大多支持城市改名为襄阳.原因大抵是,每次跟人介绍自己,说襄樊较少有人知道,说襄阳却众人皆知;而那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却大多抱“反对”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经习惯了襄樊这个伴随他们成长的名字.

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谁都无法抵挡一座城市进化的脚步.

2006年,80后青年李长风大学毕业,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闯北京、闯深圳,折腾了一圈之后,他忽然发现,外面的节奏都太快了,人们脸上看不到任何快乐.于是,他又重新回到老家襄樊,过起悠然自在的小生活.

在这个城市最具休闲气息的人民广场上,有一天李长风触景生情,用方言重新填词唱起了襄樊版《吉祥三宝》.他归纳的“襄樊三宝”是面条、俩娃(女孩)和三轮儿,一个被高度具象化的经典生活场景是:男孩早晨起来,到街上要一碗油汪汪的牛杂面,吃完后喝一杯五毛钱的黄酒,然后心满意足地叫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广场上去看女孩儿.

对于大多数的市民来说,那时的襄樊还是个十分安逸的城市: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太热;东西不贵,吃一大碗面,也就三五块钱;市区集中,医院、学校、超市都近在咫尺,由家到单位,即使跨区,坐上半小时的公交车也就足够了.

如今,短短四五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城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变高了,房价也翻了好几番;汽车多了,交通也开始变得拥堵;人们的心也不再平静如初,广场上看女孩的少年少了,“俩娃”们也在忙着赚钱;街头的摊贩们看到外地人走来,会熟练地跟你套近乎,“老板,过来看看吧等”

和很多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城市一样,襄阳在短暂迷失之后又走上了经济发展的新轨道.当地政府除了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以外,还抓住“东风汽车”生产基地等产业优势,建成了一些工业园.很多郊区的农村,现在也被圈进了城市的怀抱.

有人喜欢这样现代的城市,也有人怀念以前的安逸生活,复杂的情绪在空气中流淌、发酵,然后伴随着城市更名的消息一起,渐渐淹没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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