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史实三点

本文是一篇传播学论文范文,传播学方面有关硕士学位论文,关于一段史实三点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适合传播学及新闻学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传播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因为参与了中国传播学科建构和发展的一段过程,想从亲历者的角度谈谈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些思考.思考的角度主要有三点：传播学的形态、业态与生态.

一个学科的构成需要有史、论、方法、应用几个方面；也需要有研究机构、教学平台、实验基地和资料积累.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学科形态.中国的传播学建构从建国后国内学界与国外传播学者的交往起算有五十年的历史,从“”后的相关出版物和会议起算有三十年的历史,从教育部正式批准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传播学的学科目录和设立学位点起算有十年的历史.我以为这三种算法都有道理,区别在于评判的尺度.

本人参与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是从1996年在清华大学筹建传播系开始的.那时我从美国留学回国到清华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分别指导专门史、新媒体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三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我以为中国高校的新闻学教育有相当的基础,但传播学发展步履艰难.清息科学的突出优势和恢复综合性大学的愿望促使我尝试着提出在清华发展传播学的建议.在与本校相关学者沟通的基础上,我先后起草和修改了几十份传播系建系报告与设想,与当时在位的十余位校级领导每人谈话超过一个小时,主要阐述在清华发展传播学的意义、思路和具体方案.

清华当时的校长王大中、书记贺美英为清华文科的布局,十下文科院系,听取意见,与教授们座谈学科发展思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校领导务虚会就传播学的建系问题达成了共识.1998年10月校务会正式决议成立清华大学传播系.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徐葆耕任代理系主任,我任副系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在1997年教育部批准在高等院校设立传播学二级学科以来,单以“传播”两字为名的院系几乎没有,清华在当时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时过境迁,清华领导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在2002年建院时,在传播学院、新闻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名称之争中,领导决定,名称定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在中国传播学发展中的优势位置又失去了,这是后话.[2]

在建系筹备阶段,1996、1997年我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了全国的同行专家一块讨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清华怎么样做比较合适.当时大家提了很多的想法,其中特别谈到了清华发展传播学的优势,建议以新媒体为学科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好.在2001、2002年间我主编了一套《清华传播译丛》,大约出版了6、7种,主要是做境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工作.为这套丛书我写了一个总序,在其中对于传播学的基本形态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3]其主要观点是：1、传播学是行为科学群和信息科学群的结合；2、传播学主要研究信息传播规律,关注点是媒体形态；3、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包括传播者研究、传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过程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制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等八个方面.这可以看作是我们当时对传播学形态的基本认识.

从我们建系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年.作为一个过来人或参与者,我现在仍然觉得当时的认识还可以延续到今天.

第二,关于业态.所谓的业态有两个点,一个是事业,一个产业.关于事业,主要是作为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传播学在中国布局的基本状态.

目前,全国有传播学学科方向的高校几百所,有传播学硕士点的高校75所,有传播学博士点的高校9所.这些高校的院系名称除了复旦大学、人民大学沿用传统的新闻学院名称,深圳大学、江西师大、山东师大、华东师大使用传播学院专属名称外,多数学校采用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媒体传播系、文化传播系等复合名称,这就是传播学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布局状态.

这种业态既反映了中国传播学从新闻学发展而来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传播学难以独立成形的现状.传播学在清华的式微与清华的领导思路有关；传播学在中国的困境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态势有关.“”前,中国不承认传播学是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学科体系中只有新闻学,没有传播学.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不承认传播学,是因为传播学与当时政治上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到今天传播学还必须从属于新闻学或与新闻学并列,是因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研究内容的学科应该高于研究形式或手段的学科.

事业上的布局状态在产业上却正好倒过来了.按我们国家的现行政策,新闻服务属于文化产业、传媒产业,但属于限制性产业.产业是要有投入产出的,是有产权结构的.在传媒产业中,外资不能进入；其他资本并存时,国有资本要绝对控股.于是,以媒体形态为产业类型的报业、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网络内容服务业的建构和发展中,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手段、形式、效果等,就成为了传媒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产业运作中,新闻学从属于传播学.

不管是事业还是产业,一个业态的成形,首先要看它能不能独立区别于其他的业态.从学科设置到产业运作,我觉得现在要把传播学和新闻学分得很清楚还不太容易.即使在讨论传播学或新闻学的学术会议上或相关论文中,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概念常常是交叉的,是放在一块进行讨论的.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别这两个分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但在实际运作中,特别是的体系化运作中,这两个学科的业态是混淆的.

怎么能够把传播学业态的自身特质给提炼出来,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是我们所有从业人员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依据、管理方式、工作范围、市场空间都需要我们说明差异性,找到确定性.新闻媒体涉及政令畅通,舆论导向、社情民意；不管是事业还是产业,它们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其特有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而同样借助于媒体平台传递其他信息内容,如教育科技、体育休闲、文化娱乐等,更多地是涉及信息服务的范围,对这种业态的管理和运作就需要考虑公共服务和市场运作的规律.虽然都是围绕着人和社会做事情,但其业态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我们目前对这部分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以网络平台为例,按目前的管理体制,我们将网络新闻、网络出版、网络文化、网络学术、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社区等相近、交叉但不相同的信息服务类型放在一个相同的平面上加以解读和管理.这样,政治影响、社会效果、经济利益等不同的价值取向势必产生多方位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事业和产业的良性发展.我认为,理想的状况是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不同的学科定位,在社会的整体业态布局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互为支持,共同前进.这样,不管是教育事业还是传媒产业,都能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大的发展.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说过这么的一个观点,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因为它表现的是把个人融入集体,把集体融入社会、社区、融入国家.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又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它体现了承认差异,尊重个性,对不同群体信息消费需求的关注.从传播学意义上的两次发展看,我们对事业和产业的认识重点应该是不一样的.[4]

第三,关于生态.所谓生态就是它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生点,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十年,有说三十年,有说五十年的.我前面说了,这主要是一个评判的尺度问题.如果要找到这个点,就一定要准确,时间、空间和人物都要清楚,要经得起史学界的推敲.我个41

人认为,如果因为评判标准有争议,对一个点一时难以定论的话,可以考虑取一个时间段.因为从一个学科的发生来说,一个段比一个点更科学,更可信.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是以来分段还是同时看到和低潮,是可以商榷的.我认为对传播学发展的研究过程中对低潮的关注有时候比更重要.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低潮实际上跟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系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1987、1988年的时候传播学处于低潮,1989年以后处于绝对的低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要把当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存在形态列入我们的学科目录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

这种对低潮及其社会原因的研究,对于我们推动学科的正常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在研究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到,也要看到低潮.要客观准确把握这样的事实.

从发生和发展走来,传播学生态的高级阶段是繁荣.繁荣的标志是什么?至少包括代表人物、代表流派、学科体系、理论成果.繁荣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生态环境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才能够导致一个我们可能想象的学科繁荣?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了要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传播学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想历史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指的是先秦诸子、汉唐盛世或者是文艺复兴时代,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在中国古语里有一个词,叫“有容乃大”.在学科发展中,包容是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科学求同,文化存异.文化本身就是差异.社会主义文化包含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传承、社会结构和思想创新.在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前提下,学科的繁荣在于创新、在于差异、在于并存.

当然,学科的繁荣与学者个人的作用密不可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格是洞察力、预见性、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如果一个学科的发生和发展缺乏了独立思考,如果我们学者不能从大量的现象中去发现规律,如果我们的精力都是用于解读,而不是去创造,我觉得这个学科的繁荣是看不见的.

在这里我愿意以四句话与大家共勉：“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创新愿望、务实态度”.从我们自己开始,为传播学的发展、为传播学的未来去建构一种繁荣的可能性.

注释：

[1]根据2007年12月深圳传播学圆桌会议发言整理成文.

[2]相关背景参见赵心树文章《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清华传播译丛序,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4]熊澄宇《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了望》2004年1月12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