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建国大业》制造出了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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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没担任导演之后,黄建新在《建国大业》中高调回归.

黄建新上一次担任导演职务是在《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一直在从事监制工作.《建国大业》是多名导演共同的作品,黄建新是在其中做了最多的执行工作.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不纠缠

新世纪周刊：有个细节不符合史实：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是个在华五十年的中国通,当时他是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活跃在中国政坛,为什么《建国大业》里他一直讲英语

黄建新：我原来有一场戏,他讲的的确是中国话,后来那场戏删了,原来我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平衡了一点,后来为了节奏和故事,那场戏就减了.所以你看李宗仁说话他都听得懂,但是最后代表美国回答的时候他不说中国话,而是用英文,这是外交惯例.外交是外交,私下是私下.所以李宗仁问他“既然我们是盟友,你为什么不支持”他用英文说：“上帝救自助者.”他听得懂中文,所以冯远征演的他的助手傅泾波跟他说中文,他都能听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对角色的身份鉴别,如果观众心里没他的篇幅,就简单一点,让他一出来,就马上就让观众知道他的身份和角色.

新世纪周刊：军事溃败是丢失大陆最直接的原因,为什么片中关于这方面的刻画篇幅非常小

黄建新：原来我们有这样一句台词,在淮海战役失败之后说：“我有几百万军队,但我没想到后头跟着几千万民夫.”我们原来还是有一段形象地表现这个军事方面的戏,就是淮海战役胜利那一段,用的就是那段老百姓推小车的纪录片,我用了一段三拍子的音乐,推着小车进入现在片子里那段黑白变彩色的老百姓庆祝那场.电影篇幅有限,只要表现了就好了.现在你看到的是淮海战役捷报传来,老百姓笑得嘴都合不拢,其实就是老百姓跟的鱼水关系.然后的女儿拉着在跳,旁边都是战士和百姓,而且那个段落我非常想用诗意的方法去处理,不想用过去写实的跳秧歌的方法.我用了一个三拍子的歌,然后带入国际歌,然后非常轻轻的男声无伴奏哼唱,然后是一段五大书记与民同庆的慢镜头,音乐一直哼唱拖到下面溪口一场,送陈诚下来一个黑色的背影.

新世纪周刊：之前你透露过最初的剪辑版本是三个小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小时二十分.很多史诗片都是三个小时的篇幅.《建国大业》这么一个史诗题材,最终压缩篇幅,是在市场压力下通过减少片长,争取更多的放映场次

黄建新：我们三个小时是连完粗剪长度,把节奏什么都剪对之后是两小时四十分左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剪掉二十分,这样我们觉得可以让影片节奏更快,让影片的感觉更现代.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拍成一个老电影.我们要做到是一个具有当代电影手法的现代电影,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戏的节奏很快,一般这样的电影700多个镜头,《建国大业》1500个镜头.我们就是希望这部戏大气,就是它不纠缠,行云流水一般地就过去了,这就是历史.你回过头来一看,它的兴趣点构成了一个联想,你会在你的心中重新构造一个电影的事件,我们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接年轻观众的地气

新世纪周刊：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很多历史事件肯定会非常陌生,如国民党制宪国大、校场口惨案、解散民盟、人士北上等等事件.作为导演,你有没有考虑过怎样降低电影的门槛,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主动来接受电影和这段历史

黄建新：其实吸引年轻人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我们写历史的故事很多人也去看,电影的魅力是有强制性的,你有魅力你就能把大家控制住,就这么简单,好的电影都有这个魔力.这些因素由多种多样构成,有故事、有人物、有演员,都可以把你拉进去.有些东西我们估计不足.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说80后90后如何如何,奥运闭幕式我去参加了,我前头站着一对年轻人,大概就是十七八岁,全体起立唱国歌的时候,他们唱得那么庄重,那么严肃,声音比我们这些年纪大的都大,我突然一震：咦,这不是平时大家说的人啊！这个就是民族自尊瞬间跟他的联系,平时它跟他有关系吗是谁在历史课里都有,所以应该讲基本的东西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的较量未必知道得这么清楚.

现在是我们能够站在更加理性的层面看待历史的时候,伟大人物为什么能够伟大,至少他在聚合力量最初的时候,他是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的,这些人恰恰是我们平时最喜欢看的人.巴顿将军是一个军事家,他天天只会打仗,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有他的人格魅力啊,他的个性吸引你.电影其实是要具备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要介人心灵,介入情感,介入诗意化的东西,观众肯定会接受你的东西.

新世纪周刊：这个题材本身的政治性很强,献礼的性质又决定了作为导演你无法淡化,在作业和作品之间,你如何平衡

黄建新：大部分领袖人物在历史表达中都是重大政治概念,这些概念观众是很难懂的.我们最后是想用点的方法把某些概念放在那儿,观众慢慢会最后获得一个概念.我们只给在最后有一大段讲话,这一大段的讲话是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其它所有的会议都是讲事件,叫林彪进攻,4月份打渡江战役.

这些电影很容易流到政论里去,那些概念真的很很多人不懂,我自己有很多概念都弄不明白,一开始在旧政协会议上讲了一段待议制这个那个的,我都弄不懂,观众怎么能弄得瞳.(笑)这场戏现在删了.我们把所有政论的东西放到最后一场戏,让人体会到建立―个的制度是这么来的.

这里头有当年杀过好友蔡和森的人(李济深,曾是杀害蔡和森者陈济裳的上级),邀请他做副主席,他对说：“我是当年杀过你好朋友的人.”半天不说话,最后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他能不生气吗但那是通过理性思辨以后才说的话,那一瞬间他不吭气,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肯定是有恨在里头的,我们就是要把摄影机触到这些伟人的心灵和他们自己宏大的思想里,他才能包容这件事.

失败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新世纪周刊：是不是在把镜头触及到等领袖心灵深处之外,你也想同样去触及一下等人

黄建新：我以前脑海里的,很多年都是以前我学过的课本上的一个漫画形象,头上贴一膏药,扛着来抢胜利果实.采景的时候,我又一次去军博,那里已经承认(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打的.

把历史所有的迷雾拨开,我们突然会觉得胸怀更大了,更理性了,更能看到那个失败者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电影在讲一个政治集团的灭亡和一个政治集团的胜利,但是你现在重新看,英雄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草包,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枭雄带领的一队人.如果是个一草包或者一个小丑,你自个儿也觉得没什么劲.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写淮海战役胜利的一瞬间,坐在那儿说,“从此长江以北再无大战.”对手没了,那种最高顶尖上的人物瞬间失去对手会非常失落.我就说这两边的人都有情感,都有人格的特征,都有自己的抱负,那么我们写这边主要表现他们是朝气蓬勃的,是有坚定信念的一群透亮的人；另一边也有过自己的抱负,但是整个集团之间的倾轧令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最后的信仰没有了,就散了.

不是这些人没有情感,没有他人格闪亮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客观地来写.蒋经国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受苏联的教育,他曾经是苏联红军的中尉.他从苏联回到这儿,和他爸要决裂,要宣布脱离父子关系,他是这么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进入国民党青年军以后,他老想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一种思想去帮着他父亲去改变,所以他才会出现跑到上海什么都不顾去做一件事,打老虎.

从东北紧急飞回来制止他,到最后在溪口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对他说：“你做得很好,我很欣慰.”这是一种复杂的,在进行两难选择之下的那种复杂的父子情感.你去说政治观点,你买一本书,你绝对说不过人家,所以电影是通过这些来完成和观众心灵的交流的.

新世纪周刊：这样对于大小蒋的处理,在中国银幕上是很少见的.电影的审查是否顺利

黄建新：这次的审查比以往我拍的电影都省力,我以前要拍的电影常常改,这次很少.审查的单位其实不少,有重大题材小组,,领导层,一层一层的审核,但是就是改的很少.要改的一些人家提的是对的,我们是犯了一些硬伤.比如和她女儿在花地的一场戏,我写的是两个女儿,一个是李敏,另一个是李讷.我记得那时候贺子珍带着她们从苏联回来了.重大审查小组说,错了,李讷回来了在哈尔滨.当时机关有许多孤儿,和周恩来经常带着他们出去玩,所以后来我们就赶紧把她改成别人的孩子,叫“毛伯伯”.

还有“五一口号”那场戏,我们有一段词写错了,我们说到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其实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1954年才提出来的.好多地方都是改的这个,比如说土地改革、收复延安啊,我们用词不准确.

不是为了效应才打明星牌

新世纪周刊：明星云集给影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力,观众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相信章子怡是龚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第一任妻子,才貌双全的外交干部),甄子丹是田汉.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黄建新：龚澎是当年最漂亮的政协委员,章子怡和龚澎长得真的非常像,我看过龚澎的照片,不是一般的像.其实无所谓,就我目前得到的反应,观众、院线老板他们都看得挺高兴的.你想,换一帮不好的演员在那里演那场戏,观众根本就不看了,你说必选其一,你选哪个你忘了他是明星不就完了嘛.

新世纪周刊：演员容易被定型,观众看电影也有自己的定式.葛优扮演的解放军形象一亮相,影院还是笑翻了.你怎么看观众的这种反应

黄建新：其实葛优扮演的解放军率队打到北平城下,这一段本来就是想有点喜剧效果,本来就希望大家笑.打到北平城下,王宝强扮演的士兵冲过来报告,还以为北京城楼是地主的大院子,扔不过去,照明弹一打,城楼逐渐浮现在眼前.其实知道历史的人都了解,解放军打到北平城下时,傅作义就已经起义了.这就是一种艺术想象,给大家一点震撼.

新世纪周刊：陈凯歌、冯小刚、陈可辛、吴宇森等导演都来客串了角色,为什么张艺谋没有出现

黄建新：张艺谋应该是最忙的,我们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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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据说周星驰也想来参演,但是被你们拒绝了

黄建新：没有,周星驰问韩总,有没有适合他拍的,那时候已经拍到末期了,真的没有合适的角色了,我就对韩总说,随便让人演一个角色,挺不负责任的,好像我们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效应那样.因为这样很不尊重人嘛,如果一定要家,一定要让人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还是根据明星自己的特征,我们想一个方法,让他在这样一个状态和我们剧本中的一个点能够对应上,有的时候在拍摄过程中会有演员过来问,然后我们就会讨论一下看哪个角色比较合适,会把这个角色的剧本发给他,然后结合他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做好准备.

已经超出电影了

新世纪周刊：这一个空前的明星阵容,是不是你和韩三平多年的人脉和业界的影响力发挥的作用

黄建新：应该有这样的因素,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初我们只是想时间来不及,一定要由好电影演员来担纲这个角色,这样就不会出事,不会有很大的失误,所以最初计划十几个.结果等有了二十多个之后,突然很多人看过剧本之后都觉得挺好,都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再加上韩总在业界的影响力,中影集团的聚合力,还有奥运之后的国民心态.

明星阵容空前这事是媒体先说,我们没想太多,因为好演员多对电影是很好的,后来就突然全国媒体对这件事反应很强烈,观众反应也很强烈,后来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后来明星越来越多,到七八十个的时候,这事就成了―个社会话题了.

新世纪周刊：当作品最后成为一个社会话题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事

黄建新：这个其实是现代亚文化状态里的基本特征,观众有兴趣,每个人都参与,大家都参与了,变成更多更大量级上的一个公众心理的反应.

我们刚才看见路边的杂志,有的是娱乐的,有的是知识分子精英范儿的,都是拿《建国大业》做封面,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是很少见的,会带来一些变化,至少对我们固有的概念带来一些变化.我们不能说他可以复制,但是至少有些因素是可以复制的.

新世纪周刊：显然不可复制的更多,你觉得哪些因素可以复制

黄建新：比方说,关于一部电影的宣传片.他们都说《建国大业》的预告片剪得很好,不仅仅是明星,它的节奏感,电影的感觉,介绍得很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复制.还有就是关于一部电影的意义,比如我们现在说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现在在世界电影市场上都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它有多大的娱乐性呢所以电影有时候会有些意义在里面,许多杂志在讨论这些事不仅说明星,讨论另一个问题,现在它已经是社会话题,跟电影没多太大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