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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国际力量平衡、国际关系格局均出现新的变化.在探究如何认识这种新变化的努力中,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舆论界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和“权力转移论”三大国际关系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考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凸显,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亨廷顿从他的“文明冲突论”还引申出以下五个主要推论.第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从提出开始就广受关注,但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其“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鼓动所谓西方“文明”国家联合起来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尤其是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企图,一直以来,是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人在内的思想界揭露与批评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和人结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新的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力地批判“文明冲突论”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斯·范德菲尔就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
对于“文明冲突论”断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或者说冲突与战争主要源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观点,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和人表示存疑.日本庆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在点评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侵占加沙事件的同时,对亨廷顿所谓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提出质疑.他认为,用“西方对伊斯兰”之间的所谓“文明冲突”已经解释不通这场围绕领土问题的的“旧战争”,也解释不通“伊斯兰文明”内部针对伊朗势力膨胀展开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
相反,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人在内的世界进步思想界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明之间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
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反思
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最初提出概念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是“国家无能论”,意即民族主权国家对于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又开始竭力鼓吹以市场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并强行推销“市场万能”的新神话.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怀疑情绪和要求变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情绪均随之增长.
从对西方全球治理的怀疑方面来说,西方左翼学者和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就指出,后冷战时代,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已变得极其脆弱,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与北约,都遭到了削弱.
在谈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难点与困境时,戴维·赫尔德着重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政府间机制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经常功能重叠,指令冲突,目标模糊.第二,国际机构体系的惯性,或者这些机构在面临集体解决问题的手段、目标、成本出现分歧时的无能表现.第三,跨国问题很难被充分理解、领悟,也很难采取有效行动.第四,责任赤字或不足.
从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变革方面来说,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人大都认为,2008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国际体制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要摆脱这场体制性危机,需要展开新一轮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体制,打造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体系、形成新的世界发展哲学.西方左翼学者和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诉求与主张,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根据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新形势,推进全球治理机构的化进程.这种“化”进程,换言之,即包含团结、和社会公平的全球治理的再调整和变革.
第二,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全球治理“社会主义化”.乌克兰第一书记西蒙年科就指出,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很多地区的危机解决都伴随着战争,包括联合国也变得越来越虚弱,逐渐沦为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要想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稳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