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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凡是和杨勇将军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教育和鼓舞.人们都把他当作师长、挚友,愿向他一吐心中的喜悦或抑郁之情.他在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中深孚众望,绝不是偶然的.
多事之秋赴新疆任职
1973年5月下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奉命去北京参加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党的十大筹备情况、批林整风和经济计划问题.会议结束前,周恩来突然把杨勇找去,对他说:有一项新的决定,准备派你去新疆工作,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你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
周恩来简要向杨勇介绍了新疆的情况.新疆地处西北,与苏联有很长的边境线,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由于林彪叛逃,新疆原领导人上了林彪的“贼船”,造成地方和军队的混乱局面,现在急需一位稳健的资深同志去那里,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
杨勇略一思忖,说:我服从中央决定,身体也没问题.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怕力不从心.能否只担任军区司令员,不兼任地方职务,另请其他熟悉情况的同志担任自治区第二书记?
周恩来解释说: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太大,暂时还不好去.决定你去,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是反修前哨,又是多民族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加上林彪一伙的折腾,地方和部队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一位有威望、善于团结的老同志去稳住阵脚,好让工作走向正轨.
听了周恩来的话,杨勇知道已下了决心,当即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决不辜负的期望.
工作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又召开了专门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自治区、军区领导班子:调杨勇到新疆任职.会后,周恩来再次叮嘱杨勇: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你到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情就好办.另外一个就是搞好战备,军队主要由你来管.对新疆情况的复杂和工作的困难,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的反复叮咛,让杨勇体会到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的良苦用心,但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在与总理的手紧紧一握中,传递出了他的决心.
6月3日,发出了任职通知:赛福鼎·艾则孜任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杨勇任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第二书记、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思明任自治区党委第三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司马义·艾买提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时间紧迫,杨勇顾不上回家,只给仍在沈阳的夫人林彬打了一个,告诉她这次工作的调动情况,就于次日一早,带着警卫员和秘书飞赴新疆.
解放、团结并大胆使用新疆本地干部
1973年6月4日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召开常委联席会议.第一书记赛福鼎·艾则孜向两个党委的常委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和关于改组新疆自治区和军区领导班子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杨勇.接着,杨勇讲话.他说: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就是要依靠1100万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要依靠700多万兄弟民族的人民群众.当前我们一定要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自此,杨勇以两个党委第二书记、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身份主持自治区日常领导工作.
在紧接着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杨勇再次提醒大家:新疆问题,主要是个民族问题,新疆的1100万人口大部分是民族同志,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要在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再教育,让大家争取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接着,自治区党委在伊宁市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协商选举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代表,部署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的“批林批孔”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杨勇再次强调了搞好民族团结的问题.
当时尚处于“”时期,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人民内部派性严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对立、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
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的压力,团结党委一班人,大胆解放使用干部,带领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增强团结,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和建设,为消除混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了大量工作.他深深明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当时大批干部还靠边站的情况下,只有解放干部,团结干部,使用干部,依靠干部,才能造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他对遭受打击迫害的各族干部关心爱护,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使一些在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得到安慰鼓励,增加了工作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杨勇还着手解决部队干部在地方上人员过多的问题,调和矛盾.1973年8月,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联合发出《贯彻[1972]32号文件的具体方案》,提出:“三支两军”基本完成了历史任务,已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经地方党委同意,军代表应逐步撤出.随着对这一文件精神的落实,新疆主要由军队干部行使地方领导职责的情况开始改变,因“三支两军”而产生的地方和部队间的矛盾得到逐步化解.随后,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陆续开始招生、复课,恢复正常教学.
1973年的新疆,由于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当时,在新疆的一些思想极“左”的人就说: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现在社会主义了,还讲什么民族!种种荒谬论调,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针对这种错误论调,杨勇总是耐心讲解,反复说明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大意义,并用实际行动予以回击.在工作中,他放手倚重司马义·艾买提等少数民族领导同志,注意发挥他们所长.同时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干部成长.1974年4月,经过讨论,区党委决定把贾那布尔从基层调来区党委工作.有人认为贾经验不够,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担心,怕工作做不好.杨勇特地把贾那布尔请来,充满地鼓励他:不要担心,要大胆去闯,你情况熟悉,又在党校学了几年,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好好干,我会帮助你的.在工作中,他对贾那布尔严格要求,细心指导,热情鼓励,诚恳帮助.
杨勇非常重视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以商量的态度同大家一起求得问题的解决,鼓励他们放手工作.当有人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他又总是循循善诱地进行说服.
1975年,经过杨勇等自治区党委一班人的努力,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行政区划问题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复,一度被取消的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得到恢复.在不久后召开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上,杨勇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各族干部群众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杨勇在新疆大力改善民族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总是身体力行,重视民族团结.无论会上会下,他总是强调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大局,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他还说,在新疆要搞好团结,党的团结,干部的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核心是民族团结.他要求把是否注意民族团结作为衡量是否好干部的标准.他还提出要不断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再学习,要求干部群众坚决同破坏民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把民族团结推进到新阶段.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民族人士,每逢节日,总是亲自登门拜访.
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
杨勇一直认为,既然信任自己,把自己派到新疆工作,那就应该多为新疆人民做事.本着这样的观念,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疆的基础建设上来.
经过在天山南北的奔波调研,杨勇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即: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使北疆和南疆贯通,这不仅可以方便群众的出行,对加强国防也极为重要.
恰巧这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来新疆考察,杨勇陪同.两人边走边议,设身处地地商讨新疆军事、政治和经济发展,渐渐地对新疆建设和战备问题有了腹案.杨勇和李达一致认为,无论从战备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沟通各民族间文化、贸易往来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等各方面考虑,都必须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但是,由于路段大都在天山深处的崇山峻岭之中,施工困难很大,但杨勇决心迎难而上.
说干就干,杨勇把陪同李达调研的思考设想写成书面报告,并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很快,报告在1973年7月16日召开的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随即又迅速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疆的报告.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笑着对大家说:杨勇同志工作进度很快呀,一到新疆,就提出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果然不出所料.此事拖了10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报告和修路计划.杨勇未料到这么大的两项重要工程,竟这样快就决定下来了.
回到乌鲁木齐后,杨勇立即召集新疆自治区和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两路”的施工问题.他说:总理对“两路”非常重视,非常支持,对修建北京地铁有过指示,要求“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们修筑新疆“两路”也要按这八字方针办,保证质量,力争提前完成.
在杨勇的直接督促指导下,天山公路(也称独库公路,即今217国道新山子到库车段)、南疆铁路很快完成勘测设计,于1974年开工建设.当年年底,南疆铁路就铺轨到了克尔碱车站.天山公路难度很大,但也进展很快.
为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经杨勇与有关部门协调,又增派铁道兵六师及铁四师的两个团进疆;新疆自治区这一块,在已派出1.2万名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基础上,再从兵团抽调5000名基干民兵加强铁路建设力量.天山公路方面,则从新疆军区抽调两个步兵团分别从独山子和库车两头向山里施工,专业的工兵部队集中力量投入大山深处的艰巨工程.
经过解放军数万官兵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战,南疆铁路于1979年从吐鲁番铺轨至库尔勒;天山公路于1984年8月正式通车.南疆到北疆原来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天山公路将其缩短为562公里,对新疆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虽未看到自己亲自抓的“两路”完工,但“两路”对新疆经济发展和天山开发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有目共睹、载入史册的.
与集团不懈抗争
1975年5月,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有位叫穆万秋的副科长,有感于当时文艺界的萧条景象,就给的一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当下只有几个“样板戏”的凋敝局面的不满,认为这种现状与提倡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路线不相符.结果被上边一些人定性为“穆万秋事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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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揪住不放,要求有关部门追查穆万秋的写信动机,要按严重政治问题处理.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同志把握不住,就报告了军区党委.杨勇看了材料,听了汇报,对穆万秋的看法也有同感:那么多的文艺作品都有问题,就是几个样板戏好?谁信呐!但他不动声色,在报告上批示说:穆万秋同志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
后来,上面几次催问处理结果,阿克苏军分区就用杨勇的批示给顶了回去,保护了一位有思想、且敢于直言的年轻干部.
1975年国庆节前夕,杨勇听夫人林彬讲起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因董老去世而陷入悲恸的事,就商量着找个理由请董老夫人出来散散心,一并邀请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琪的夫人李贞作陪,一起来新疆看看走走,得到了4位大姐的一致赞同.在疆期间,杨勇让夫人和女儿代表自己全程陪同她们游览乌鲁木齐市容、军垦新城石河子及天池、吐鲁番、乌鲁木齐南山的风景名胜,杨勇自己也抽空就去宾馆陪她们叙旧、谈天.有一次杨勇去宾馆看望客人时,大家一致提议看电影.结果送来是颂扬反潮流的新片《春苗》和那几部人们已经看得不愿再看的“样板戏”.杨勇不满地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了,难道我们连部像样的片子也拿不出来吗?《洪湖赤卫队》,还有我们新疆自己拍的《天山上的红花》《沙洲绿浪》不是挺好吗?
秘书为难地说:片子是有,就是还没解禁,传出去怕有人会向北京反映.杨勇果断地做了个手势:放,让他们去告好了.
结果还真有人向北京告了状,把几位夫人来新疆诬为“寡妇集团”进疆.为此,王洪文专门派人来新疆调查几位夫人来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对这件事要挖根子、追后台.在后来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寡妇集团进疆”、新疆看封存电影事件、包庇穆万秋事件,都作为杨勇的“罪状”上了某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
之所以借此事大做文章,旁敲侧击,是缘于杨勇来新疆后让她碰了几次钉子.杨勇到新疆后,鉴于他所处的重要位置,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几次进行“感情投资”.1974年6月后,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杨勇不是政治局委员,此举的用意很明显,既是试探,也是感情联络.杨勇对此很不屑,他对秘书说,不看,退回去.他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这让很没面子,便开始找机会报复.
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如火如荼之际,一伙人又别出心裁,让受他们控制的新闻单位向各地特派记者,并要求允许派往各地的记者列席省委和大军区党委的常委会,以便及时报道运动情况;到军队采访的,还要借给军装,发给通行证,提供各种方便.
杨勇对此十分反感,他向有关部门交代说:凡是讨论问题的会议,一律不准记者参加,单纯汇报运动情况的会议,可以让他们听听.不仅如此,他还借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机会直言:我不反对派记者,但光靠记者反映情况是不行的等是相信一个记者,还是相信一级党委?杨勇用自己的言行,对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进行了抵制.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杨勇主持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定三点向请示:一是自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二是派出新疆代表团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三是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名义在北京的追悼大会上敬献花圈.但几次请示、反映干部群众意愿的报告,“”控制的治丧办都不同意.杨勇对军区的郭林祥政委和自治区的司马义·艾买提等领导说:追悼会照开,先军区、后自治区,就这么定了,悼念总理犯什么罪?!硬是顶着压力召开了追悼会.
随着“”阴谋活动的加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有人坚持要印发“”爪牙们炮制的《清华大学大字报汇编》,杨勇知道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准印发!”接着,清华大学派一些人来新疆进行所谓“传经送宝”,他听后很生气,毅然决然地提出:不能组织这些人散布那一套!这些人回去告状,他却无所畏惧,一笑了之.全国各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浪接着一浪,但由于杨勇的坚持,新疆迟迟“按兵不动”.他对郭林祥和司马义·艾买提等领导说:我相信同志是正确的,我们要坚持称小平为同志.此时杨勇的处境已经非常险恶:在上面,他已做好被撤职的心理准备;在新疆,乌鲁木齐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指责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但他仍然不为所动.为了减轻其他常委的压力,他主动承担了在新疆传达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领导责任,但仍然拒绝在报刊上点名批邓.
4月5日,北京爆发“天件”.在追查与“天件”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杨勇特别强调,要按政策办事,要少伤害人.随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抓边防、抓战备和军事训练上来.从6月到9月,军区党委召开了21次常委会,但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10月7日,新疆军区党委和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陈锡联代表军委打来,告诉杨勇:那个‘帮’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后,在传达有关精神的新疆两个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坚决反对.最后,杨勇将分歧报告了,请裁决.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并未提“批邓”,新疆才得以将注意力放在揭批“”的罪行上.
12月16日,经新疆区党委常委会讨论,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法院等有关部门,对过去纯属反对“”而被拘留逮捕、判刑、立案侦查、正在审查的案件和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人要认真清理,迅速给予纠正和平反.在随后开展的揭批“”的运动中,杨勇在两个常委会上反复强调:“清查工作,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他诚恳地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不要层层揪代理人、黑干将等;对与‘’有牵连的人和事,也要按照政治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不要整人.”
1977年初,杨勇与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同行去南方疗养,一路上他们与一些老同志多方交流,都希望能早日复出工作,为“天件”平反,并通过叶选平,郑重把这些意见转告叶剑英.同年2月,杨勇回到北京,首先到西山看望了老首长,向他倾吐了自己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忧虑.正是这次见面,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77年6月底,杨勇在谭友林、辛元林两位副司令员的陪同下,去看望修建天山公路的筑路部队.他们一行从乌苏出发,坐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爬向山顶,每到一处作业点,杨勇都和筑路干部战士亲切握手,嘘寒问暖,合影留念.有几次还拉着战士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眼睛也湿润起来.两位领导知道,司令员是以这种方式向天山、也是向新疆的父老乡亲告别.已与他两次谈话,准备调他到总参工作,征询他的意见.
8月8日,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疆,调总参工作.9月起,杨勇先后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兼任)、第一副总长,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后来,他回顾起自己在新疆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几年,又是在极其特殊的年代,但他尽了自己的责任和努力,他觉得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