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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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9日-11日,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本届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新兴经济体研究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共同承办.论坛围绕“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新兴经济体与重大国际问题”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四大议题展开专题研讨,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会议开幕式和主旨演讲分别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樊勇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代表上外向大会致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代读),对与会学者表示了诚挚欢迎.曹德明教授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复苏轨道,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革,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作为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应有的题中之义.曹德明教授还着重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发言中对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此次活动的合作单位表示感谢,他认为,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其变化和影响不可预测,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秩序、规则等.林尚立教授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学术智慧、理论力量为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做出贡献.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秘书长姚枝仲研究员代表在北京参加党的十八大未到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姚枝仲研究员感谢上外国关院、科研处与复旦国务学院联合承办此次活动,希望本届论坛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一、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发表了题为《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主旨演讲.

黄仁伟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冷战中后期和冷战结束到九十年代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围绕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原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立论.然而,这套理论不能解释目前的、正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问题,需要革新.他指出,新现实主义仍是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观点,其核心概念是权力、霸权和跨国公司,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和理论化支撑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其目的是要证明:霸权是合理的,霸权的稳定就是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在能力下降或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还是能保持霸权的稳定.因此,证明霸权的合理性和证明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就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然而,当前霸权体系本身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境,各种因素对霸权体系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是,霸权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要的公共品,不管是美国霸权还是整个西方的集体霸权,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全球公共物品的短缺,使霸权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以及美国不得不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等等.进一步而言,全球已经进入世界货币很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又空前需要完整的世界货币,这可能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能共同形成一个世界货币,那么未来的全球治理之路很可能比较稳定,反之则很可能非常矛盾.另外,美元霸权的动摇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对霸权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分析,黄仁伟教授指出,近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霸权体系环境逐渐走向了全球治理体系环境,但同时面临全球治理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局面.原因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并不融洽;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出现了大量交叉和互补的情况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目前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全球治理之间,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在全球安全(政治)治理方面,主权国家最不愿意放弃安全(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一领域的(既有)霸权也是最强大的;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对抗与合作并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进行治理.他还指出,自新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发达国家从传统意义上全球治理的施动者变成新的全球治理的对象,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出路成为新的问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还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是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进行全面把握和缜密思考.

在演讲的最后,黄仁伟教授着重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在原有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是“缺位”的,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和多重前景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例如,“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中国市场是依附世界市场,还是带动世界经济?”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有的框架和概念无法对中国的定位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要构筑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完整理论构建,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谈及中国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二、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

本场研讨会设立两个平行分会场,分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和副院长韦宗友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系主任余丽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建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范勇鹏副研究员分别担任评论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副研究员在有关“数字鸿沟问题与新兴经济体”的发言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出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出现了“数量的鸿沟未平,质量的鸿沟加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扩大”的两大新特征.他提出,导致新时期全球数字鸿沟加深和扩大的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逐利行为本身,还有人为的“知识壁垒”,发达国家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确保发达国家在它们的优势领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使之处于竞争优势之中;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缺少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严重不利境地,最终使其民族产业失去竞争力.他最后指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奋起直追,成绩显著,它们之间加强合作和沟通,对于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将是有力的帮助和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副研究员阐述了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问题.他提出,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指出,由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治理结构,既有制度框架中权力变化与利益关系的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是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的最主要动力和路径.因而,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订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研究员探讨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影响的问题.他主要从金砖国家、八国集团以及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宣言文本回顾与辨析出发,指出金砖国家以议题联盟方式发起倡议对二十国集团的议程设置方面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在防止二十国集团议程中出现不利于金砖国家利益的议题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吴澄秋围绕“战后以来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作了发言,认为经济治理理念主要关注的是主导性、合法性和影响力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辨析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理念、新自由主义、内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型国家主义等经济治理理念在国内和国际维度各自的特点.南京审计学院王军教授在“全球问题的国际治理”发言中,以气候变化的认识问题、危害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困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张瑾副教授在有关“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慎行者”的发言中分析了沙特在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特点,认为沙特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的保守姿态主要是因为其海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和美元储备的外交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则专门分析了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关系,通过对金砖国家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国际金融改革倡议的分析,探讨了金砖机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并对这一机制未来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进行了探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副教授在题为“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发言中,指出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通过对新兴经济体应对这一挑战的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制度建构这四大核心因素的考察,他认为,新兴经济体未能成功地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

本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姚枝仲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唐小松教授担任评论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滨教授首先以印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认为印度劳动人口多,基础教育不发达,其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而且,印度式对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弊大于利.虽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软件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其未来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张海森教授在《中国对非洲发展援助三方合作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中国、西方与非洲的三方合作发展援助与以往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有很多不同点,是二者的融合,具有灵活性、过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他以中英非三方的农业合作为案例,指出传统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援助模式常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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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十分低效.新型的发展援助三方合作模式尽管仍旧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由于吸收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成功经验,并且将非洲作为平等伙伴纳入进来,相对于以前的援助模式不仅是重要的创新,也将更能为非洲的发展带来实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保建云教授在“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中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带来IPE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美国学派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化,偏好和关注负公共产品研究;英国学派则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过分强调道德哲学.这两种学派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固有缺陷,中国学界应该避免它们带来的学科发展困境.而且,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将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的出现一一开放政治经济学(OPE)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副研究员在“测度中国的崛起:一种权力的视角”发言中,对中国权力的维度和特点进行了详细测度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全面对比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和特点,并谨慎表达了对中国国际权力上升的乐观态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左品博士就“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探索的问题作了发言,探讨了IPE理论对拉美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解释意义.她认为,虽然拉美国家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自其独立后经历变革,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已经开始重新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已形成三种相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目前依然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策略性变化,具有“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林民旺副教授在“中国经济开放的政治逻辑”发言中,以1978—1981年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详细史料为基础,试图找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上,驱动领导人作出经济开放决策背后的政治逻辑.四、新兴经济体与重大国际问题

本场研讨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主持,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陈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的发言中认为,近四百年以来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将随着新型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逐渐进人转型的前奏阶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演变的迹象正逐渐清晰,一方面是新型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大国的群体性衰落,这当中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演变规律,并最终推动国际社会走向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副教授分析了“中俄在北极治理上的不同诉求”,分别从治理主体、治理领域和治理机制维度探究中俄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来自香港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的李子江教授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美货币博弈”的发言中,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策略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博弈下的中美关系进行建模,并得出了鲁宾斯坦均衡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高程副研究员在“后发大国崛起伦理与对外行为”的发言中,介绍了她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和对外行为关系方面的研究心得.她认为新兴大国崛起背后的国内合法性是不同的,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比较,她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崛起的主要动力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非追求霸权,这导致中国的对外行为追求绝对福利和绝对收益;而印度崛起的背后动因是为了谋求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身份,这导致了印度的对外行为以获取相对福利和相对收益为目标.

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本场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的于海莲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研究员担任评论人.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李淑俊副教授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新兴贸易体的贸易政策”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TPP自贸区磋商的主要内容,分析了TPP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何琼隽副教授在“霸权的逻辑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竞争战略”发言中,首先回顾过往有关霸权的经典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她阐释了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霸权的权力逻辑以及霸权转移的路径,并尝试构建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框架.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晓教授探讨了“美国霸权结构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的问题,指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居于主导地位的“金融国家”,美国的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霸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同英国不同,美国霸权更加全面、系统,并追求将其他国家纳入其美元体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只是美元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且增长极其不均衡.对中国来讲,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美元体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支撑者——一个典型的“系统内国家”.根据非对称博弈的原理,中国只能采取所谓的“纳什均衡”策略,即在认定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目前所采取的博弈策略的前提下去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林乐芬教授在“金砖五国货币国际化进程和金融合作研究”中分析了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现状以及合作的制约因素和促进因素,提出将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政策构想.

本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是该论坛自2010年首次举办以来第一次在京外地区召开.论坛的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推动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特别在促进经济学与政治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方面将裨益良多.第四届论坛明年将在广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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