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未能完稿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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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四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则是他一生中体验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期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胡适在催促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首先拿出自己的《四十自述》,以作为对朋友们的一个交待.

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他必须面对且要认真对待之.入监后,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不仅如此,更头痛的是,作为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他被铁窗和大墙所囚禁,而大墙外的年青的托派们,非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紧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讨伐.凡事认真的他,既然接手中国托派,当然不允许这班年青人由着性子胡来,因此,人虽然在牢中,可他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过问托派的事情.

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自然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后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和在初创期应陈炯明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毕生都奉献给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事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三百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二十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一百八十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是一段对陈独秀来说,一生中惟一的也是再没有重现的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当他投身自己所热衷的事业时,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与贫穷困苦相随相伴.在他经济上最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30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儿女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作为文人的他只能一日一日地去亚东预支稿酬,为此,他欠了亚东的一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只要一静下心来,想到的就是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东的债.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虽没像初版时出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这也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亚东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现在既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而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他在给王灵均信中所说有无“印行的可能”.现在《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时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他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认为虽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夫妇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这个“长沙老友”乃是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位于上海长沙路,故以“长沙老友”相称.亚东图书馆此时的经济已是入不敷出,亏损已达13000多元,“长沙老友”的日子很不好过.作为汪孟邹的老友和亚东的扶持者,怎么也不能看着亚东就此颓败下去,他这才舍弃曹聚仁的比较优厚的稿酬,而决定将《自传》稿交予亚东,以出绵薄之力.《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况且,狱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托派关系,还时时地骚扰他,静下心来写作,已是一种奢望.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这些固然是充足的理由,他也确实投入文字学的研究中,但他的大多文字学的论文多完成于1937年,这就说明他还有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与中国托派的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他极力反对中国托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此外又仍在一面反对国民党,一面反对.托洛茨基还派来美国人格拉斯,帮助整顿中国托派,谁曾想这个美国人却怂恿年青的托派对他讨伐,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他在极度的困惑与烦躁之中,哪能静的下心来写自传,自己给自己打了退堂鼓,“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笔者注意到从1933年至1937年,陈独秀的所有文字,除应付缠身的“危害民国”的官司外,大多是与年青的托派往还的争论文章,用他的话说,同样是“干燥无味的东西”.惟一的例外是1934年完成了《金粉泪》56首,其中有：“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如果说这是带“文学趣味”的东西,那是因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刺激,所谓悲愤出诗人.

这样一耽搁就是五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陶亢德.此人在当时可谓青年俊彦,1935年9月,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时,才27岁.在此之前,他已在《生活》、《论语》和《人间世》等刊物展露出不凡的才华,并结识了鲁迅、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等民国文坛大腕.可叹的是,此公晚节不保,后沦落为文化汉奸.此是后话不论.1936年8月,林语堂去了美国,陶亢德实际挑起《宇宙风》主编的工作.通过汪孟邹的介绍,陶亢德由上海来到南京拜访陈氏,旧话重提,一下就激起陈独秀写自传的热情.1937年7月8日,他给陶亢德复信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应该说,陶亢德确实是个精明人,让陈独秀自传只写“到五四运动为止”,有意避开创立后的敏感的“雷区”,这一点也得到他的共识,并以“内容能够出版”为前提.陈独秀写文章是行家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他似是交了差,再也没有过问.

为陈独秀不能完成自传哀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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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孙成才的“严厉的祖父”,有个“白胡爹爹”的绰号,“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就是这个“严厉的祖父”,也常常因为让年少的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而“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而更让老人不解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着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的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那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燃烧,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现在仍在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等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三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怎么也得不到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优容,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陈独秀有一点应该感到欣慰,那就是作为“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尽管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顾鸿）